1920年出生的特劳德·琼格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和母亲过活。一开始，她只是柏林元首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甚至都没有见过希特勒，所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些女人给他的求爱信”。1941年底希特勒挑选新秘书时，举行了一次打字比赛，琼格和另外9人在初选中胜出，终于在面试时见到了“元首”。希特勒给她的第一印象是“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希特勒用父亲一样的口气，显然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琼格具有特别的意义。“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惯有的姿态。对我而言，感到的却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所渴望的东西。”

　　琼格对希特勒父亲般的信任就此产生，在真正面试的时候，希特勒说：“小姐，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我那些年轻的女秘书，总是有人要娶她们，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琼格的回答即使不算放肆，至少也不够严肃：“元首，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我身边至少21年没有男人出现了。”

　　尽管琼格后来多次说过希特勒很像个父亲，但是在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还是说：“后来，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对他的父亲形象过于迎合了。可是，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时，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恨’的感情。”

　　1945年4月29日凌晨，希特勒在地堡的会议室里娶了爱娃。婚礼仪式很简单，戈培尔和鲍曼是见证人，婚礼主持人叫沃尔特·瓦格纳，是附近的一个地方官。婚礼之前，希特勒刚刚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在头顶的爆炸声中，在水泥墙因为爆炸而不停晃动的时候，希特勒向他的最后一任秘书琼格口述：

　　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入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他们的歇斯底里的观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作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这是一份冗长且杂乱无章的口述文件，许多内容琼格都已经听过无数次了，不光琼格，许多德国老百姓也都在广播里听过多次了——唯一新鲜的是，希特勒指定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这让琼格“有一种奇怪的遭背叛的感觉”，因为他“口述的内容没有一个激情或者懊悔的字眼，只有可怕的愤怒。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上帝啊，他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一如既往！’”从这里可以看出，琼格前文所说的恨，在此时还只是一种孩子似的、温和的不理解和抱怨。

　　当希特勒在举行婚礼后的小型酒会时，琼格正在整理和打印这份遗嘱。工作还没有完成，希特勒就进来了，戈培尔和鲍曼也进来了。文件一式三份，希特勒签完后就去睡觉了。

　　相较于希特勒，琼格对爱娃的喜欢也许更多。爱娃在结婚的第二天，也就是她死去的当天，还把琼格叫到自己的房间里聊天。对一个准备赴死的人来说，有个人聊天当然可以免去胡思乱想的痛苦，但找谁聊天显然需要好好挑选。爱娃挑选琼格，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会儿之后，爱娃打开衣橱，拿出她最喜爱的银狐皮草，并把它当作告别礼物送给琼格。当然了，在那个时刻，琼格肯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件名贵的皮草，但是她仍心怀感激。几个小时后，琼格与希特勒夫妇“告别”。她后来的回忆是这样的：

　　我的眼中只有元首。他慢慢地走出房间，身体弯曲得更厉害了。他站在打开的门边，跟每个人握手。我可以感受到他右手的温度。他的眼睛对着我，但并没有在看我。他似乎已经远行。他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有听到。我没有听见他最后的遗言。我们一直等待的时刻已经来临，我动弹不得，几乎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只有当爱娃·布劳恩走到我面前时，我才恢复了神志。她微笑着拥抱了我。“拜托尝试着离开这里，你也许可以逃得掉。代我向巴伐利亚问好。”

　　希特勒夫妇自杀的枪声响过后，琼格给自己倒了杯烈酒。当时，整个总理府都变得疯狂，第二天，琼格开始准备逃走。从地堡出来之前，她看见希特勒的飞行员汉斯·鲍尔取下了希特勒的那张腓特烈大帝画像，就想也拿走希特勒的手套，但是最终她还是没有拿，她也没有拿走爱娃送给她的皮草。她甚至没有带钱、衣服和食物，只带了几张照片和一盒香烟，还有希特勒送给她的手枪和氰化物胶囊。

　　琼格虽然是希特勒的秘书，但她并未加入纳粹党，所以战后她并未被审判。因为战后的西德很少谈论这段历史，所以直到上世纪60年代，琼格才开始从报道中了解到集中营的相关情况，才开始忏悔。如果说恨，想来这个时候她对希特勒才会有真正的恨。她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但集中营里惨绝人寰的故事让她患了抑郁症，于是不得不提前退休。退休之后，她花费大量精力为盲人读书。她为什么要为盲人读书呢？也许是她想到了当年。那时的希特勒不也是一个盲人吗？可惜他不会听她读书，而只会不停地说，让她记录下来，毒害世界。希特勒毒害了整整一代德国青年，琼格只不过是其中一位。

　　（何 飞摘自《世界军事》2015年第1期，冯 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