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彩绚

　　我记录的，是三组很平凡的小故事。究竟什么才是好故事？我觉得，朴实真挚的，能给人力量的，就是好故事吧。

两个年轻人

　　2014年春天，我采访了一个“80后”小伙子。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一间破烂的教室里守着三十几个午睡的山里娃。小伙子是这间幼儿园唯一一名50岁以下的老师。2012年，他从市里的教师进修学校毕业，班里40名毕业生，只有他选择到农村幼儿园工作。他没有编制，也没有“五险一金”，每个月工资1200元。

　　我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他说：“我母亲在这工作了一辈子，她说孩子们一直盼着年轻老师来带大家唱歌、跳舞、做游戏，可没人愿意来，那就我来呗。”

　　这个小伙子叫赵磊，28岁，湖南一个贫困县土家族乡幼儿园的男幼师。

　　2014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个“80后”女孩。2012年一整年，她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向环保部以及全国76个市、区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她申请的，是中国122座垃圾焚烧厂的污染数据。她被拒绝了近百次，被怒斥多管闲事。一年过去，在屡败屡战之后，不到1/4的环保局和约1/3的焚烧厂，提供了参差不齐却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这组数据被媒体广泛传播，许多人因此而知道，有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致癌物叫二[恶][口]英，垃圾焚烧是它的源头。

　　我问她：“这样一份不轻松、不赚钱、不讨好的工作，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她对我说：“我多打一个电话，可能就多拿到一个数据，人们就会知道得多一些。”

　　这个敢为公民环保知情权而向权威部门叫板的姑娘，叫岳彩绚，26岁，是民间环保组织的一名志愿者。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经济正飞速发展，也经历着转型阵痛。我们这一代“80后”“90后”年轻人，或制造着问题，或承载着问题，或面对着问题，我们是有迷惘、有失误、有挫折的一代。幸运的是，我们也是拥有着开放思维、自我意识和无穷力量的一代。

两名母亲

　　2014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栋阴暗的废弃大楼里认识了一个湖北女孩。大楼是一家非法代孕地下组织的窝点，女孩是个单亲妈妈，一年前在老家生下一个孩子，孩子未满周岁，她就来北京，等着有钱人家挑选她代孕。我问她：“你不想孩子吗？”她反问我：“想啊，那能咋办？穷呗。”

　　女孩名叫小露，1993年出生，代孕一次赚19万元，如果孕期出现危险导致子宫摘除甚至死亡，老板会赔5万块钱。我问她：“你了解这件事的风险吗？”她看着我，稚气未脱的脸上全是迷茫。

　　春天的时候，我认识了另一位母亲，她的工作是，在患者即将离世的时候，说服家属捐出患者的器官。她常常被怒吼、推搡、咒骂，她几乎每天往返于手术室、火葬场和追悼会之间，她总是凌晨回家，清晨又出发。

　　我问她：“这份艰难的工作你做了4年了，最难过是什么时候？”她说：“是我回家的时候。我儿子才4岁，每次我早出晚归，回家的时候他都睡着了。我们的交流，就是儿子每天睡前，都会悄悄把我早晨出门时鞋尖朝外的拖鞋，调转成朝里的方向，摆在家门口等我回家。”说到这里，她哭了。

　　这位母亲叫李翠英。2010年，中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截至2014年3月31日，共有4382名患者得到救治。李翠英是一名专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4年里，她牺牲了无数个陪伴孩子的周末和夜晚，一个人，完成了湖南全省一半以上的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这两位母亲，让我感受到人间百态。记者这个职业，有时会让我记录这个社会的黑暗与绝望。就好像我会遇到像小露这样的母亲，因为贫穷，离开襁褓中的孩子，来到陌生的大城市，希望靠出租自己的器官赚钱。幸运的是，记者这个职业，也让我有机会记录这个社会更多的奉献与大爱。就好像我会遇到像李翠英这样的母亲，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而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说服他人无偿捐献器官。

　　不是没有过沮丧，从那栋废弃大楼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社会是不是有很多人病了。可是某一天，在结束了疲惫的工作之后，深夜我刷了一下微信朋友圈，看到李翠英转发了一条免费救治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消息，她说：“让我们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两位老人

　　第一位老人，并不是我新闻的主角，在我的报道里，她甚至没有名字。2014年5月，我在湖南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大瑶山邮路上，采访一位叫曾德春的乡村邮递员。在那条危险密布的邮路上，他走了25年，被蛇咬伤失去了手指，落下满身伤痕和一身病。2000年，因为在山里送信，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他却没能赶回家送终。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曾德春辞职了。

　　因为山路实在太险，其他人都不愿意干，山里的邮路就这样断了。然后，曾德春70岁的母亲发话说：“我能照顾自己，人家盼着你呢，赶紧送信去。”

　　后来我才知道，曾德春还有个哥哥，在大山里当了20多年乡村教师。村里最穷的曾家有两个儿子，兄弟俩都是劳模，却赚不到什么钱。不识字儿的老母亲总跟他们说：“喜欢教书就去教，喜欢送信就去送，钱多钱少的无所谓，对乡亲们有用就好。”

　　也是在这年5月，我在长沙认识了第二位老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轮椅上坐了16年，脖子以下高位截瘫，全身只有食指能动。他是一名大学教师，16年来，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校园里总能看到一位老妇人推着轮椅，送瘫痪的老伴儿来到中南大学相图实验室，给学生上课。16年间，他完成了一项国家863项目、3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培养出20多名博士、硕士，撰写了17份中国材料科学发展战略建议书。

　　我问他：“您靠什么坚持？”他轻轻地说：“因为我活着，对国家还有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着光。然后他的眼神又暗了下来，说：“我得抓紧啊，我的时间不多了。”这位老人叫金展鹏，今年76岁，中国科学院院士，被国际学界称为“中国的霍金”。

　　这两年我们反复在讨论一个词——中国梦。我不知道一辈子没出过大山、斗大的字儿也不识一个的曾妈妈，有没有听说过“中国梦”这个词。但我想，曾妈妈是有中国梦的，她的中国梦，就是两个儿子“对乡亲们有用”。我也不知道，轮椅上日日夜夜与病魔做斗争的金展鹏院士，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他实现梦想的最后一段生命旅程。但我想，金院士也是有中国梦的，他的梦，就是“活着，对国家有用”。

　　作为一名记者，我的职业让我经常追问和质疑。可这份职业也让我开始了解，还有另一种信念叫“相信”。

　　在雾霾遮天、污水横流的今天，你要相信，环保组织里还有更多像岳彩绚这样的人;在医患纠纷频频发生的今天，你要相信，在医院里还有更多像李翠英这样的人;在老师这个词因一些人、一些事蒙尘的今天，你要相信，在校园里还有更多像金展鹏这样的人;在越来越多人追名逐利的今天，你要相信，大山里还有更多像曾德春这样的人;而在许许多多“曾德春”的背后，还有像曾妈妈一样的人。

　　正能量需要相信，中国梦也需要相信。我相信，并期待你像我一样相信。

　　（小 鸽摘自《中国记者》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