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是一个整体主义社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人们总是从属于某个单位、群体、组织，从属于某个由同志、熟人、亲戚、朋友组成的亲密社区，这些组织又连接成一个巨大的命运共同体。广场是比私人房间可以获得更多生存资源的地带。“文革”年代，人们甚至致力于清理消灭人性中那些从不显形的私密空间，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隐私、私人生活几乎绝迹。毋庸讳言，人们一方面感到空前的压抑，却也时而体会到来自整体的畸形温暖。那个年代的巨型关怀甚至包括个人婚姻。

　　我去昆明一家公园里会客，路上发现，公园附近出现了一个自发的、规模庞大的婚姻集市，征婚者的父母、亲戚甚至本人聚集在那里窃窃私语，花园的栏杆上一排排挂着各种年龄求偶男女的照片和简介，就像超市货架上的标签，征婚小广告就像商品介绍或者供货条件。人们来自一个巨大的空间，其间相距数十到上百公里。他们都是信用难以保证的陌生人，除了广告上的那几行字和一个电话号码，这些人没有任何历史、档案、口碑、担保……能否成功地碰上一桩良缘，全靠运气。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青梅竹马或者媒妁之言的时代，看来一去不返了。

　　中国城市化乃是政府强力推进的结果。社会并没有完成城市化所必需的心理准备和文化呼应。人们措手不及，一夜之间已经离开故乡，失去了左邻右舍，失去了风景、祠堂、方言、乘凉的大树、喜好的口味、游玩的场所……搬进焕然一新、周围全是陌生人的小区。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人们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一堆空房子，它是一个由传统与经验创造的、活泼的生活世界。如今，一切都被连根铲除了，世界散发着油漆和甲醛的味道。这种搬家就像犹太人出埃及，从有水井的家园搬到一片沙漠之上。

　　我在小区住了六年，没有一个邻居。并非隔壁没有人住，而是我无法信任一个每天嘣的一声锁闭防盗门的陌生人。这种从名称到建筑格局都模仿西方的小区，没有任何可以使人们建立信任、友谊、邻里、婚姻关系的文化构造，比如教堂、舞会、沙龙……就是中国式的也没有，比如集市、茶馆、庙会、节日……

　　如果这位居民是一个单身汉，在这种小区他永远无法找到伴侣。西方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们彼此隔绝。上帝是一个纽带，文化是另一个纽带。西方人有家庭音乐会、《圣经》研究小组、诗歌朗诵会、狂欢节、小剧场、杂耍、小书店、跳蚤市场、时装表演、足球……在中国，家是搬了，也焕然一新了，但文化搬不过来，要使新的小区产生故乡世界的氛围，需要漫长的时间。西方为此准备了三四百年，至少从文艺复兴就开始，从基督教文化一统天下到现代文化多元共存，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中期才逐渐完成。西方城市化是一个缓慢蚕食的过程，它使得文明有时间来转型、消化、磨合。随着伟大都市的崛起，西方发生过无数次文化运动，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

　　在中国，忽然间，人们陷入了彼此隔绝的孤立状态。但文化依然是过去时代那种整体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并没有对人们忽然被卷入其中的孤立状态做出反应。今日中国的主流文化，依然将社会想象成某种一神教的广场。其实社会已经成为无数的碎片，有着无数的小单元、小圈子，人们缺乏文化、精神、感情上的联系，通常的联系只有手机。有人会说，不是还有单位嘛。今天的单位更像公司，人们只有业务联系，一下班，大家各自回家，步行者与驾驶员彼此心怀戒备。同一个单位的，却不知道自己的同事住在什么地方。

　　电视媒体一厢情愿的作态，并不能将这些孤立的人们联系起来，因为它们也成了自以为是的小圈子。网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孤独缓释器，但并不被主流文化真正尊重。网络可以发出声音，但它缺乏实质性的文化核准权。一方面人们越来越独立，一方面这种独立在文化中毫无价值，它的存在和创造力得不到肯定和释放。

　　孤立时代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它具有某种原始的活力，人们在空间上被解放了。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们，虽然为此丧失了温度统一的空调，但也获得了自我做主的空间。对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新经验。在孤立时代，人们很难再万众一心，每个人都各怀心思。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要求人必须对自己负责而不是依赖整体，必须自己判断事物而不是依赖整体意志，这意味着多元社会有了一个真实的空间基础。文化的当务之急，是为这些彼此独立的空间提供联系、交流、表达的平台，整合传统、经验和文明的遗产，重建社会、文明的坐标和金字塔。

　　（芊 芊摘自《南方周末》，喻 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