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他第一次独自穿过两个街区去校车停靠站。艾坦·帕兹向父母哀求让他一个人出门，他父母心软了。1979年5月25日，戴上他的‘未来飞行队长’棒球帽，这个6岁男孩朝学校方向走去。之后，他的家人再也没见过他。”
《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这样记述美国史上最著名的失踪儿童艾坦·帕兹走失的经过。这篇文章发表于2012年4月，此前，纽约警方搜查了苏豪区帕兹家附近位于王子街的一处地下室，希望能找到艾坦·帕兹的遗体，不过一无所获。虽然警方在2001年已经宣布艾坦·帕兹死亡，但时至今日，该案件仍未结案，2015年1月15日，纽约法庭正式开庭审理埃尔南德斯涉嫌艾坦·帕兹失踪一案。
艾坦的失踪，触动了整个美国的神经，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他的失踪带来了一个对儿童单独上街面临的危险充满高度警惕的时代”。艾坦案由此成了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此前，孩子们习惯在社区里玩耍，独自步行上学;此后，父母告诫孩子，远离陌生人。美国社会从此真正重视失踪儿童问题，一系列相关法案相继出台：1982年，《失踪儿童法案》通过;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宣布艾坦失踪的这一天即5月25日为“美国失踪儿童日”;1984年，《失踪儿童援助法案》通过，同年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CMEC）成立;1996年，发布失踪儿童信息的“安珀警报”系统启动……
最新的消息则是，NCMEC与Facebook达成合作，将“安珀警报”的发布范围扩展到网上。Facebook用户只要给Facebook为美国各州及领地设置的53个安珀警报页面之一点个“赞”，就可以及时收到失踪儿童的相关信息。你可能是脸盲，不擅长分辨长相和细节，但只要把信息扩散出去，总有人能看到，失踪儿童被找到的概率因此也大大增加。
3个孩子和一个大人促成了美国失踪儿童搜救体系的形成。
艾坦案的发生，暴露了美国在针对儿童失踪问题上的诸多漏洞：首先，校方不够重视。老师发现艾坦没有到校，但没有向校长报告。直到下午放学，艾坦没回到家，艾坦的妈妈问了邻居家女儿才知道儿子没去上学，这才报警。其次，寻找失踪儿童只是当地警方的事，而警方的应对相对滞后。纽约警方在当晚就动用近百名警员展开搜查，反应已然不算慢了——一般情况下，警方要在孩子失踪24小时或72小时之后才会有所反应，但午夜下起的雨冲刷掉了路上的气味，警方又弄错了调查方向，把帕兹夫妇列为第一嫌疑人，这都影响了案件的侦破。
而在美国作家丹尼斯·勒翰写于1998年的小说《再见宝贝，再见》中，波士顿警察局“儿童侵犯防治小组”的组长，一方面说出“直到你的孩子在某个夜里失踪，你才会了解夜晚有多长”，另一方面却监守自盗，安排手下把在家受到虐待的孩子带走，送到他认为会珍爱孩子的领养家庭（其实就是诱拐），儿童失踪案件因而成为“死案”。这是个极端的例子，现实生活中的警察并非如此，但确实，单靠执法部门不足以解决失踪儿童问题。
民间力量的介入正当其时。这里我们必须提及一个名叫约翰·沃尔什的人。1981年7月27日，约翰·沃尔什之子亚当·沃尔什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百货商场失踪，两周后，亚当被证实遇害。约翰·沃尔什夫妇和帕兹夫妇一样，遭遇了警方的轻慢。儿子失踪的次日，约翰去警察局追问进展，警方反问他：“你有什么建议吗？”儿子遇害后，痛定思痛的约翰决心找到更好的应对儿童失踪的办法——推动立法，建立更有效的寻找失踪儿童的机构。在《失踪儿童法案》听证会上，约翰的一句话打动了人们：“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法案得以通过，独立机构NCMEC随即由沃尔什夫妇创立。约翰·沃尔什后来还成为福克斯电视台旨在寻找失踪儿童的节目《头号通缉犯》的主持人。
此后则是两个警报系统的相继出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沃尔玛超市启用名为“Code Adam”以纪念亚当的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家长如果发现孩子走失，可求助该系统;如果10分钟后还找不到孩子，即由警方接手。第二个警报系统则因得克萨斯州女孩安珀·海格曼的失踪遇害而起。1996年1月，9岁的安珀在光天化日下被绑架，邻居们听到了她的尖叫声却施救不及，她在4天后遇害。在寻找安珀的过程中，当地广播电台不间断地播出相关信息（失踪儿童特征、嫌犯特征、嫌犯车辆描述和车牌号码等），起了关键作用。受此启发，一个通过电台、电视台、儿童失踪地附近道路沿线的LED看板等播报信息的系统上线。这一系统全称为“美国失踪人口：紧急回应播报”，简称AMBER，正好与女孩安珀同名。
2003年，《苏珊娜法案》通过，规定对于21岁及以下的失踪人口，警方的搜寻工作应当马上开始。警方在开展搜寻工作的同时，需将相关信息上传到“国家犯罪信息中心”（NCIC）的数据库，以供全州甚至全国的执法部门共享。而联邦调查局（FBI）对于寻找失踪人口负有特别的责任，当发生12岁以下的儿童失踪案件时，FBI会立即启动调查，同时对其他绑架案进行监管并提供协助。从此，既有执法部门（司法部、FBI和当地警方联动），也有独立机构（如NCMEC），还有技术支持，美国形成了完备的搜救失踪儿童体系。可以这么说，这一切改变，是3个孩子和一个大人带来的。
（聃 尘摘自《新周刊》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