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白色的床单上，在白色的窗帘边，在白色的屋顶下，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他们统一的身份是，病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重组了，患同一种疾病的人，会被安排在邻近位置，经过几天的相处，他们成了最熟悉的人。

　　十六岁时，我因父亲的疾病来到这里。

　　一开始我选择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属们一般忧心忡忡，病人们为了表现出果敢，却意外地阳光。每个病人都像个小太阳，当然，代价是燃烧自己本就不多的生命力。

　　我特别喜欢隔壁病房的漳州阿伯，他有着黝黑的皮肤、精瘦的身条儿，常会以开玩笑的方式回顾往事。

　　一碗米饭吃不完，他会笑着说：“当年我去相亲，一口气吃下四碗米饭，把丈母娘吓坏了，但她因此放心把女儿嫁给我。”

　　他还“调戏”护士，某个护士稍微打扮了一下，他会坏笑着说：“晚上我们去约会？”

　　父亲很妒忌我总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来想和我开玩笑，甚至开始主动向我爆料，他谈过的恋爱、做过的糗事。但我还是隔三岔五地往隔壁跑。

　　父亲放弃了竞争，却死活不肯和阿伯讲一句话。

　　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楼的食堂去买吃的。一天，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后照例想了想，又给漳州阿伯带了份红烧肉——医生不让他吃，他的亲人不给他买，他一直叫我偷偷买给他。

　　从电梯出来要先经过他住的病房，再到父亲的病房。

　　我走过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们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亲的桌子前，摆开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经心地问：“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们可能去加餐了，有什么好庆祝的？”

　　“他走了。”母亲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

　　我一声不吭地吃完饭，一个人爬到医院的楼顶去看落日。在上面，我发誓，再不和这重症病房里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

二

　　打扫卫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说起来她并不是多么好的人，喜欢贪小便宜，如果你没有给她点好处，她就边收拾边骂骂咧咧，有时候干脆假装忘记打扫。

　　其实她人缘好的根本原因在于，重症病房里可以交往的对象太少。只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干的人，不用在她面前掩饰悲伤或者承受她的突然离去。

　　我努力挖掘她身上让人开心的地方，比如，她会提供楼层间的八卦：二楼妇产科，生出了一对连体婴，父母着急坏了，哭得像泪人，医生们还在开会研究怎么剖离。

　　一连几天，整个楼层的病人都在讨论孩子们未来的生活。

　　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连续剧，谜底一个个揭开：

　　早上阿姨来，宣布了性别，是两个男婴。众人一片唏嘘：“多可惜啊，本来生了双胞胎男孩儿，该多高兴啊。”

　　下午阿姨来，宣布医生打算用锯子锯开，正在讨论方案。众人一片哗然，整个晚上研究如何锯，并运用自己经历的几次手术的经验，交流操作的可行性。

　　隔天所有人盼着阿姨来，她终于又发布消息了：“可惜心脏连在一块儿。”

　　众人开始纠结了。

　　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了。

　　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这两个小孩。那个朋友的名字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可能随时被带走。

三

　　我可以从护士长和新来的那个医生的眼神里感觉到，他们之间正在发生什么。

　　护士长以前肯定是个甜美的女孩，瓜子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不过从我认识她时，她就总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说话一直在一个声调上。

　　楼层最中间是护士站，类似酒吧柜台的样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开了病房和护士。紧挨着的房间，我们称之为贵宾室。贵宾室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只有那些医生才能进进出出。

　　但每个家属早晚都要进到里面去，那意味着，你家里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动手术了。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前一天晚上护士长会笑着拿张通知单给你，然后说，晚上医生们想邀请你去一下办公室，记得带上觉得必要的人。晚上八点开始，护士长挨个儿去敲门，把一队队家属分别带往贵宾室。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护士长情绪稍微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办杂事时会不耐烦。

　　于我来说，更是个令人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

　　于是，他们两个的感情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探讨如何推波助澜：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买什么;谁听到护士长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说出原因，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非常热闹。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物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

四

　　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站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是一张软软的沙发。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端，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起身迎接。其他医生各自散坐在周围，那个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

　　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都听不懂。

　　“医生，您能否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他问。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一下可能出现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一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母亲有点头晕，想阻止医生说下去。

　　但他坚持一句话一句话地说完。“抱歉，这是职责。”他说。

　　过了大概一个世纪那么久，医生问：“你们是否同意手术了？如果做手术，有百分之六十的成功率;如果不做手术，估计病人活不过这个冬天。”

　　母亲愣住了，转过头看着我说：“你来决定吧，现在你是一家之主。”

　　“我能想想吗？”

　　“可以，但请尽快，按照检查结果，病人再不做手术，估计身体就没条件做了。如果可以，手术后天早上进行。”

　　我出了贵宾室，一个人再次爬上医院的楼顶。楼顶四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圈住，估计是防止有人轻生。

　　意外地，我遇到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我认出来了，他是在我前面进贵宾室的人，看来，他也被要求成为一家之主。

　　一般情况下，此刻应该彼此缄默的，他却开了口：“明天是圣诞节，你知道吗？”

　　“是吧。”我这才意识到。

　　“我父亲一直想回家过春节，他说很想看过年的烟花，你说圣诞节能放烟花吗？”

　　“不能吧。”

　　他没再说话，两个人各自继续看着夜幕下路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还是签了同意书。

　　签完字，那个恋爱中的医生负责来教我一些事：“明天晚上，你记得挑起你父亲各种愿望，让他想活下来，愿望越多越好。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而这得靠你们。”

　　傍晚依然由我负责打饭。母亲交代要买父亲最喜欢的卤鸭，虽然他不能吃，但让他看着也好。我突然想，不能买给他，于是买了他最不喜欢吃的鱼片和蔬菜。

　　父亲显然生气了，一个晚上都在和我唠叨。

　　我哄着他：“后天买给你吃，一整只鸭，好不好？”

　　父亲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但他内心有隐隐的不安。他显然有意识地要交代遗言：“你以后要多照顾你妈，知道吗？”

　　“我照顾不来，你看我还这么小。”

　　他着急了。

　　他叹了口气，说：“怎么不见你二伯？我给你二伯打个电话，交代他一些事情。”

　　“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没空和你说话，等你做完手术再说。”

　　他瞪着我：“你知道气病人是不对的。”

　　“我没气你啊，我只是说实话，二伯说后天会过来陪你一整天。”

　　“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正确，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

　　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

　　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地叫道：“是烟花！”

　　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了。

　　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多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出头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

　　九点，父亲准时被推进手术室。二伯、三伯和几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守在门口。

　　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地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过了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他们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候室里的所有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着，又没有其他人进出。

　　下午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人们哭成一团。

　　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说完，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

　　等父亲被送到重症加护病房里，我到处寻找那个放烟花的男孩。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被送这儿来了吗？”

　　“没有，只有你父亲。”看护的医生说。

　　“你知道和我父亲同一天手术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吗？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儿子。”

　　“昨天一早他父亲和你父亲差不多被同时推出去，就再没见过他了。”终于有人回答我。

　　我一个人默默地乘着电梯到楼下。燃放烟花的痕迹还在地上，灰灰的，像一层淡淡的纱。

　　我知道过不了几天，风一吹，沙子一埋，这痕迹也会不见的。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生如夏花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皮囊》一书，本刊有删节，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