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书人颇有“自许”的雅好，但也有“不敢当”的传统。“不敢当”非不敢担当，多是自谦之意。启功先生曾听刘盼遂谈过，王国维对学生所提问题或研究结果，常用三句话为答：“弗晓得”“弗的确”“不见得”。这就是“不敢当”的典范。启先生感慨道：“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伟大的鉴定家。”

　　 晚清名臣张之洞一生勤于政务，无片刻闲暇，在他幕下九年的陈衍曾说他“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某次，曾居张之洞幕下十余年的高友棠进京来见，张问他：“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曰：“人皆谓岑西林（春煊）不学无术，袁项城（世凯）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实在是谦虚啦。

　　 1924年，印度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由新诗人徐志摩等陪伴游杭州，并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拜晤了陈三立。两位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泰戈尔以印度诗坛祭酒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盟主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陈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诗坛的。我则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汪辟疆撰《光宣诗坛点将录》，曾将散原老人陈三立列为“诗坛都头领”之“天魁星及时雨宋江”，从时人评价来看，这个代表他还是当得的，因此也算是谦虚啦。

　　 在中华文化里，“不敢当”是一种教养，谦谦君子身份的表征。出身旧家族、接受美式“人文教育”、倡导“文化保守主义”的吴宓（号雨僧）先生，是一位“不敢当”的代表。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吴宓常去听讲，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刘文典乃谔谔之士，讲课时闭着眼睛，讲到得意之处，便张开双目，向后排望去，寻着吴宓，问：“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边点头一边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钱锺书上大学时曾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此话传入吴宓耳中，吴淡淡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王国维自沉，梁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导师就剩下了陈寅恪一个人，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当时，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已是大哲学家，在清华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谦恭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