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常有机会参加各种类型的文学座谈会。
这种座谈会有点类似于鲍鲸鲸说的“奥斯卡时段”，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别人在说的时候，其他人都没怎么仔细听，而是在心里琢磨着怎么把自己的那段说得惊天地泣鬼神;同时被邀请发言的人还要先假装拒绝一番，发言的时候还要显得云淡风轻，但心里期待的是山崩海啸般的效果。
很有点小幼稚。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座谈会上常有老面孔出现，像明星赶场子似的，昨天北京见了，今天绍兴又见了，不到一个礼拜，成都的活动中还能见到。参加的次数多了，人都混熟了，最紧要的是，不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发言的内容都大同小异。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被强迫着听了杨坤的32场巡回演唱会，对，就是那种感觉。
有时候觉得这种会议真的是让人很尴尬。
你说得热泪盈眶，人家说你矫情;你紧闭嘴巴一言不发，人家说你滥竽充数。十几号人被关在屋子里，说着不着边际的梦话、痴话、场面话。整个人像是被泡在腌菜缸里，浑身都散发着臭烘烘的气味。
可是吧，时间过去了那么久，我还记得一位同学在文学课上的发言。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十分惊悚。
那时候在鲁院学习，大家凑在一起，老是谈什么是文学。我要提到的这位同学，除了名字我觉得很特别之外，在那之前，她就像是影子一样的存在，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和议论发生在她身上。
那天的课堂上，她讲了她的故事。
她出生和生活在农村，很长一段时间，她都特别害怕城市。她对高楼和人群感到恐惧，这是她将近40年的人生里第一次来北京，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胆小如鼠而又异常敏感，生怕别人知道她的来处，会嘲笑她、羞辱她。而她过去的人生，像是遭遇了诅咒一般，死亡如影随形，一度将她打击到濒临崩溃。
在四年的时间里，家族有三个人陆续死亡。
先是她的小姑子水莲，生育的时候因为接生婆弄破了子宫，大出血而死;然后是弟媳素红，她很可能是患有抑郁症，因对贫穷的生活充满绝望，赌气喝下农药后一命呜呼;最后是她的公爹，因家庭连遭变故，伤心之下突发脑溢血，气绝身亡。
水莲和素红死时都很年轻，还不满25岁，公爹也只有54岁。而她全程目击了这些鲜活的生命突然被扭断的过程。这三场残酷的死亡直播让她崩溃。
浑身是血的水莲被停在草铺上;亲手将素红抬进县医院满是蟑螂的停尸房;看着公爹临死前艰难地一口一口倒着气，一直到心有不甘地撒手西去……在公爹下葬时，她以长媳的身份跳进阴森冰冷的墓穴里替他扫墓。
……
这一切都让她发疯。
乡里邻里的议论像是苍蝇般挥之不去，恐怖的死亡场景梦魇一般缠绕着她，而对死亡的恐惧则像是一根无形的绳索捆住了她的灵魂。
她害怕哪一天死神突然造访。
她深信，一周的时间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死神可以以一百万种方式光顾人间，随时可以取走她或者她的至亲的生命。
最终，不堪重负的她被丈夫送进了医院的精神科。
大夫据说很和蔼也很睿智。
他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听着这个被生活吓坏了的女人用无比细腻却有力的语言描绘着那些让人胆战心惊的死亡场面，每次她都口吐莲花一般滔滔不绝，与平时木讷沉默的她判若两人。她觉得有些话非说不可，那些话像是有生命的豆子一样一颗颗地蹦出来……直到有一天，大夫说，如果你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那就一定要说出来，如果在我这里说不完，你可以写下来给我看，我保证一定会看的。
所以，写作对她来说，竟是治疗她精神疾患的手段。
后来，当她把那些日夜泣血写好的文字交给医生时，她的命运开始转弯。她可能根本没意识到，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文学，让她日后得以用更宽广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描述人生。
医生为她的文采击节赞叹，在征得她的同意后把她的文字转给了他认识的文学编辑。其后不久，她的文字便第一次见诸报端。
我的这位同学叫傅爱毛。
因为与文学结缘，她得以摆脱充满苦难的乡村生活，进入城市，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更重要的是，她写了很多故事，陶红还主演了根据她的小说《嫁死》改编成的电影《米香》，斩获不少奖项，这使得傅爱毛的作品被更多人关注。
一直到今天，她还在继续写。
所以我才在某个冬天读到了她的一篇新散文。
活蹦乱跳的她替自己买了一块墓地，笑嘻嘻地和墓地管理员谈论生死，还去瞧了瞧自己死后的左邻右舍，竟然还真有熟人。一年前还在街上见过的大帅哥，当时正和他的女友一起逛街，现在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了，像是在和她说，你好，没事来逛逛。
她写道，对她来说，签下的这张购买墓地的订单，就像是一张剧院的戏票，不管等待多少时间，她内心笃定，知道“戏院”里有一个位置是属于她的，而她也绝对不会爽约，当上帝的旨意传来之日，她也必如约而至。
索达吉堪布说，苦才是人生。
罗曼·罗兰则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以为，傅爱毛比很多人更接近人生的本质。我们都是有戏票的人，不用急，有生之年可以慢慢地活，好好地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