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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握着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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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少成
来源:读者

  余秀华红了。带着不同的人加诸的不同标签,她摇摇晃晃地,从湖北横店村出发,到北京,到成都,到昆明,到杭州……穿过大半个中国,口齿不太清晰地,吟诵自己的诗歌。

  诗歌会改变她的命运吗?她说:“我一直尽力配合命运,演好自己的这个丑角,哭笑尽兴。”

  命运会在她的世界里绽开漫天烟火吗?她说:“我心孤独,一如从前。”

  世界向她敞开了一扇门,而她,怀念的却是来时的地方:“横店浓郁的气息在我骨骼里穿梭,油菜花浩浩荡荡地开着,春天吐出一群群蜜蜂。”

  去横店村的余家,要从石牌镇贺集街道的乡村公路转到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再转到一条泥土路来。南方多雨,一旦下雨这条路就泥泞不堪。从去年底开始,停在余家门前打谷场上的豪车突然就多了起来。记者、粉丝、当地或从外地赶来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云集在余秀华家中。

  一拨又一拨人拥到这里,好奇地打量余秀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伤与痛,让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网络上,更是有无数人从各种角度去解构、剖析她的诗歌。就连发掘余秀华的“伯乐”、《诗刊》编辑刘年也认为:“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面对“拯救诗歌和文坛”的赞誉,余秀华觉得“太不靠谱”。她从一开始就告诉所有人:“把我弄得太夸张了不好。”

  但扑面而来的热浪,炙烤和灼烧着余秀华:访谈、签售、讲座、出席活动……余秀华从未迷失,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捧得越高摔得越惨”,公众对她的热度,就像爱情的保鲜期,过不了半年。然后她会回到横店村,回到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所以,余秀华不觉得自己与诗坛和文坛有什么关联。甚至她觉得写诗,也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至于别人从诗中读出了什么,跟她无关,她不在乎。

  对余秀华来说,选择诗歌作为情绪出口的原因很纯粹——因为脑瘫,她只能用右手使劲按着左手写字,诗歌字少,排列起来简单,写起来更容易。

  余秀华口中的容易,在记者看来也并不容易——当她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对她影响较大的作家“博尔赫斯”的名字时,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力透纸背”——记者采访本上的纸张,都被她划破了。

  1976年3月,由于出生时倒产缺氧造成脑瘫,余秀华的人生路,注定从一开始就要比别人艰辛。

  “不知道流了多少泪!钟祥、武汉,甚至是北京,全国各地的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在余家的院子里,余秀华的母亲周金香一边洗衣服一边说。

  “那时她都已经很大了,还张着两个膀子走路。”周金香的语气虽平淡,却充满酸涩与痛楚。

  在家的日子,余秀华更多的是与家里的鸡、狗和兔子为伴。她不太出门,即使有同学聚会,她也从来不参加。“他们是一帮的,我跟我自己是一帮。”余秀华说。

  一句话轻轻带过的背后,肯定隐藏了无数故事。但被问起求学过程中的细节时,余秀华却逗弄着身边的小狗打起了“太极”:“我记忆力很差,都不记得了。”

  有些事选择遗忘,但有些事,余秀华却镌刻于心。

  因为身体上的不便,她1983年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比同龄人晚了一年;由于字写不好,1984年,留级;1990年—1993年,上初中;1993年—1995年,上高中;然后辍学。

  其实从一开始余秀华就知道,她的身体,她所在的横店村,都是她无法跳出的“龙门”。但她不甘心。

  初中毕业,她并没有考上高中。她自己一个人跑到石牌高中找到校长要求读书。校长很惊讶地看着这个说话不太清楚、走路摇晃的女生,只对她说了一句话:“把你爸爸喊来。”

  凭着这股执着和倔强,余秀华上了高中。但两年后,她又自己退学,原因很简单:不想上了。任性而去,恰如任性而来。

  辍学后,余秀华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2岁的四川男人。

  爱与恨,在余秀华的世界里从来就浓烈而鲜明。这或许是因为,伤痕从小时候起就烙在了她身体里、刻在她心上。

  为了解救余秀华的苦难,余秀华的父母曾一度向神佛寻求救赎。得到的答案是前生作孽,今世受罪。从小时候起,余秀华就觉得自己上辈子是个坏人,这让她的童年充满了异常沉重的恐惧感。

  上中学时,余秀华曾试图割腕自杀,被救下后,伤疤凝结成了她日后诗中的“胎记”。

  一直到长大结婚,余秀华也没有寻找到她想要的那种安全感。相反,“两个人完全碰不到一块去”——丈夫看见她写诗就烦,而她看到丈夫,也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余秀华没有将这段婚姻归结为命运,她像小时候一样,将“原罪”归结到自己身上:“怪就怪我自己太有想法,太有自己的主见,怪我不好。”

  为了活下去,她曾经到钟祥所属的荆门市跟别的乞丐学习乞讨,她甚至为此专门买了一个碗。后来她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诗歌《在荆门的一天》中。

  说起女儿乞讨的经历,周金香无法自已地捂着脸啜泣。余秀华只是在一边倔强地笑,连声音里的哽咽都不太明显:“活着嘛,总是要自食其力的。但我会站着要饭,不会跪着——我不会下跪,真的做不到。”

  没有人比余秀华更理解站着对她来说有多重要。

  在父亲余文海的记忆里,女儿在小时候,家里一有客人来,她总会沿着田埂爬到很远的地方去,像是要给别人证明什么。

  余秀华学走路时,拄了两根拐杖。后来别人说她拄拐杖不好看,于是她扔掉了一根。结果别人还是说不好看,她就把另外一根也扔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她摇摇晃晃地走到现在。

  身体离开了拐杖,心却从未远离过。余秀华成名后,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摇摇晃晃地在人间走动时,诗歌,充当了一根拐杖。

  “经历了那么多,不写诗怎么办?诗歌就像一个朋友,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还有它。”余秀华说。

  1995年—2007年,余秀华在村口开起了小卖部,一个月能挣二三百元就算大吉,她归结为自己“性格不好,不会做生意”。

  2012年,余秀华出了一次远门——去浙江温州打工,在一家工厂撕膜。结果父亲怕她在外吃苦被人欺负,把她叫了回来。打了一个月的工,连工钱都没拿到。

  出名后的余秀华,首先为这个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改善。湖南文艺出版社已给她出了25000册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月光落在左手上》,销量已超过10万册。按照合同,她最起码也有20多万元版税收入。

  余秀华从来没想过靠写诗挣钱。2005年,她的诗第一次刊登在当地的《钟祥日报》上,最后拿到的是6元钱稿费。但她的家人,甚至不知道她有靠诗歌挣稿费这回事。

  在余秀华出名之前,“版权”这个词对余文海来说非常遥远。甚至余秀华开小卖部时写诗歌的手稿,也被他拿去当废纸卖了,这让他后悔不已。

  余秀华对此倒是看得很开,她用诗一样的语言“悼念”那些未见天日的诗歌:“天才就是要被卖的,不被卖就没有天才。”

  对于所有的活动和邀约,余秀华说自己无所谓喜欢或不喜欢。就像前半生她抗争、呐喊过,但最终还是选择承受一样,对于现在的变化,余秀华选择和命运两各相安。

  发掘余秀华的《诗刊》编辑刘年,让她安静地写诗;而出版她诗集的出版社,又要她尽可能多地出席活动,推动诗集销售。余秀华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她只能选择随遇而安。

  但余秀华不时地怀疑外界对她的关注。在杭州时,她曾经问读者:“你们是真的喜欢我吗?”

  被生活放逐了半生以后,在骨子里,余秀华还是希望别人喜欢她的诗歌,喜欢她这个人。所以,无数次采访、无数个活动,即使她觉得被冒犯,她也只是在言语上不留情面,在行动上,还是尽量配合。

  就像记者蜂拥到她家采访时,请她现场作诗,尽管她直指那是作秀而不是作诗,但她还是在众多记者面前写出诗歌《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会停止喧哗》。

  余秀华想借机表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己的心都是安静的。

  昆明有一个公益活动邀请她关注脑瘫儿童,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觉得,就算别人借用她的名气或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只要能帮助到那些和她一样不被命运眷顾的人,就是值得的。

  无数的快递、信件,从中国的各个地方涌向横店村。

  有空的时候,余秀华就坐在或蹲在自家的院子里,拆那些来信。信里有的将她的诗歌谱成了歌曲,余秀华看得哈哈大笑;有的是寄来诗歌请她赏鉴,余秀华嘟囔着说看不懂;还有的给她寄来了诗集和书籍,希望她的诗歌创作能更上层楼。

  今年大年初一,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专程从北京赶到余秀华家,不为别的,只为看一眼这位女诗人。这让余文海异常感动。

  有粉丝来看她时恭维她是天才诗人,余秀华会反驳:“我是什么天才?有人打了十几年麻将,我不过是写了十几年诗!”

  认真的时候,余秀华也会和粉丝深入交流诗歌创作。有人问她,每次写诗是不是都需要灵感?她说,越是没有灵感时越要写,每天笔耕不辍,才能保持诗感。

  还有粉丝来看余秀华时,对她的诗和她的处境都表示理解。余秀华嘴上虽然在附和,但回过头却不以为然:“其实一个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构成的。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别人的理解对我也是一种负担。”

  尽管觉得孤独是自己的影子,但余秀华还是愿意感谢那些生命中的遇见,并奉上她全部的热忱:“去北京,总感觉是回家,《诗刊》在那里,刘年在那里,出版社在那里,杨晓燕在,范俭在,董路,天琴……这些名字让我心疼,让我短暂依偎。”

  柔软和坚硬,余秀华一直用她的两面示人。

  然而最真的一面,她永远只留给诗歌的世界。

  辛弃疾、海子、雷平阳……古代到现代,死去的到活着的,余秀华会用诗歌的方式,向自己最爱的几位诗人致敬。

  对于不爱,余秀华也会直抒胸臆。说到北岛、舒婷,她说她并不喜欢他们的诗;说到韩寒、郭敬明,她说他们是小屁孩儿,她没读过他们的东西。

  余秀华拒绝管住自己的嘴。她说自己的出名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事件,最多不过是被“打回原形”。

  这也许就是在诗中,在自己构筑的现实中,余秀华的情感表现得那么浓烈而奔放的原因。

  肆无忌惮的背后,或许是永不能抵达彼岸的落寞。就像余秀华说过的,高跟鞋、烈焰红唇都是她心目中性感女人的符号,但她从未去尝试过,因为她能分清现实和梦想的差别。

  余秀华评价自己:思想浅薄、语言粗俗,一个“庸俗到清纯”的人。

  她不明白,自己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靠着写诗红遍了大半个中国。“上帝握着我的手在写诗,但是我不知道在写诗。”她说。

所属《读者》期:《读者》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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