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秋天，我10岁或者11岁，是台北市中正国民小学的一名学生。每一个学期的开始，学校必然要举行一场校内同乐会，由全校各班级同学表演歌舞、话剧和双簧等节目。

　　记得那一次的同乐会上演了两出话剧，毕业班的学长们排练的是《吴凤传》。我姐姐被老师选出来女扮男装，演主角吴凤。

　　除了《吴凤传》，毕业班的学长们还在排练另外一出话剧《牛伯伯打游击》。这两个话剧组每天中午都在学校的大礼堂彩排。我吃完了便当，就跑去看姐姐如何“舍身取艺”。她演得不大逼真，被杀的时候总是跌倒得太小心，还细声细气地叫一声“啊！”吴凤被杀之后，接着就看牛伯伯如何打游击。当然，彩排的时候剧情是不连贯的。

　　彩排了几天，那个指导游击戏的老师突然觉得戏中的牛伯伯打土匪打得太容易了，剧情没有高潮和激战的部分。于是，他临时改编了剧本，用手向台下看热闹的我一指，说：“你，吴凤的妹妹，你上来，演匪兵乙！”

　　之后的午休时间，我的任务便是蹲在一条长板凳上，面前一大片黑色的布幔将我与前台隔开。当牛伯伯东张西望地经过布幔时，我就蹦出来，大喊一声：“站住！哪里去？”有匪兵乙，当然，也有一个匪兵甲。甲乙两人一同躲着，一起跳出去，一起大喊同样的话，也各自拿着一支扫把柄假装是长枪。

　　在当时的小学里，男生和女生是禁止说话，也不可能一同上课的。如果男生对女生友爱一些，或者笑一笑，第二天上学的路上，准会有人在墙上涂上“某年某班某某人爱女生不要脸”之类的鬼话。在那个时代，老师居然将我和一个男生一同放在布幔后面，让我们一同蹲在长板凳上，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始终没有在排练的时候交谈过——他是一个男生。我们天天一起蹲着，那种神秘而又朦胧的喜悦却渐渐充满了我的心。总是在默数到17时，布幔外牛伯伯的步子正好踩到跟前，我们便一起拉开大黑布幔，叫喊着冲出去了。

　　就是那么爱上他的，爱上那个演匪兵甲的人。

　　同乐会结束了，学校的一切照常进行。我考试不及格，被老师喝问为什么退步时，我讲不上来。于是老师责罚我，打完后我撩起裙角，弯下腰偷偷擦掉了眼泪。竹鞭子打腿其实并不怎么痛，只是我很想借此而疏解伤心。

　　那个匪兵甲，我只有在朝会的时候可以远望一下，要在队伍里找他倒也不难，因为他的头比别人光，也比较大。

　　那出戏演完后，隔壁班级的男生总是成群结队地欺负人，下课时跑到我们女生班的门口叫嚣，说匪兵乙爱上了牛伯伯。被误解已很难过了，更令人难过的是，上学经过的墙上被人涂上了鬼话——牛伯伯和匪兵乙正在恋爱。

　　有一天，我下课后走田埂小路回去，迎面来了一大群男生，双方在狭窄的泥巴道上对峙，那边有人开始嬉皮笑脸地喊，慢吞吞地：“不要脸，女生——爱——男——生——”

　　我冲上去要跟站在最前面的男生打架，大堆的脸交错着扑向我。错乱中，一个几乎是在受着极大苦痛而又惊慌的眼神传递过来，那一瞬，我的心，尖锐而甜蜜地痛了起来。我突然收住步子，拾起掉到水田里的书包，低下头默默侧身而过。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下去，朝会的时刻，我总忍不住轻轻回头，眼光扫一下男生群。那淡淡的一掠，总会被一双漠然的眼睛接住。我总固执地相信，那眼神里的冷淡，是另有信息的。

　　中午不再去排戏了，吃完了饭，我就坐在教室的窗口看同学。也是在那一次，我看见匪兵甲和牛伯伯在操场上打架，匪兵甲被压在泥巴地上，牛伯伯骑在他身上，一直打他。那是雨后初晴的春日，地上有许多小水塘。我看见牛伯伯顺手挖了一大块湿泥巴，“啪”的一下糊到匪兵甲的鼻子和嘴巴上，被压在下面的人四肢无力地划动着。那一刹那，我几乎要窒息，指甲掐在窗框上都快把木头掐出洞来了，眼睛却不能移位。后来，我跑去厕所里吐了。经过那一次，我更肯定了自己的那份爱情。

　　在那长长的高小生活里，每天夜晚，我都在黑暗中苦苦哀求垂听祷告的神，苦求有一日长大了，做那个人的妻子。我哀哀地求，坚定地求，说绝对不反悔。

　　当我们站在同样的操场上唱出毕业的骊歌时，许多女生哭得稀里哗啦，女老师们的眼眶也是淡红色的。司仪一字一句地喊，我们一次一次地向校长、主任、老师弯下腰，然后听见一句话：“毕业典礼结束。礼——成。散——会。”我没有按照两年来的习惯回一下头，而是跟着同学们往教室里冲。理抽屉，丢书本，打扫，排桌子，看了一眼周围的一切，这，就结束了。回家的路上，我尽可能地跑，没命地狂跑，甩掉想要同行的女生，一口气奔到每天要走的田埂上去，喘着气拼命地张望——那儿，除了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水波，没有什么人在等我。

　　进初中的那年，我穿上了绿色的制服，坐公共汽车进城上学。刻骨的思念，即使再回头，也看不见什么了。可我依然要在夜间祈祷了才能安心睡觉，那个哀求，与高小时仍一模一样。有一次，我反反复复祈愿，说着说着，竟然忘了词，心里突然浮上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无能为力的悲哀。

　　“当年，你真爱过牛伯伯吧？”

　　我笑了起来，说：“没有，真的没有。”

　　许多年过去了，两次小学同学会，来的同学都带了家眷。人不多，只占了一张大圆桌。说起往事，我心中涌出一些淡淡的喜悦和亲切，毕竟这都已成往事了。

　　饭后，一个男生拿出我们那届的毕业纪念册——学校印的那一本。同学们尖叫起来，抢着看当年彼此的呆瓜模样。那一张张自以为是的小面孔，大半庄严地板着，好似跟摄影师有仇。

　　“小时候，你的眉头总是皱着。真受不了！”一个男生说我。

　　“原来你也偷看我呀？”我顺手拍了一下他的头。

　　轮到我一个人捧着那本纪念册的时候，顺着已经泛黄了的薄纸找名单——六年甲班。找到一个人名，翻到下一页，对着一排排的光头移手指，他，匪兵甲，在我眼前出现了。我连忙将目光移开，还是吃了一惊，好似平白被人用榔头敲了一下。“我要回去了，你们是散还是不散呀？”

　　大家喊喊叫叫地散了。坐车回家，付钱时，我手里握的是一把仔细数好的零钱。下车了，计程车司机喊住我，慢吞吞地说：“小姐，你弄错了吧！少了5块钱。”我没有跟他对数，道了歉，马上补了。司机开车走的时候笑着对我说：“如果真弄错倒也算了，可是被骗的感觉不大舒服。”

　　那天晚上，我躺在黑暗中，只能说一句：“哎，老天爷，谢谢你。”

　　（六月的雨摘自哈尔滨出版社《倾城》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