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常生活安排都是定好了的。早上起床洗好吃好后，先要把电子邮件清理一遍，接着读当天的报纸，然后锻炼，之后差不多就到午饭时间了。午饭后，我会出门去我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处理一些文件，然后开始写文章或者演说稿。下午和傍晚，我有时候会有采访安排。在见完记者之后，我会找我的中文老师学一两个小时的中文。

　　好些年前我就养成了每天坚持锻炼的习惯。现在我89岁了，但是有事的时候我依然能坚持到很晚才睡，而且我走路时完全不用手杖。我还记得30多岁的时候，我多么喜欢抽烟和喝啤酒。后来我发现，烟抽多了容易在竞选演讲时失声说不出话，于是我就戒了烟。那时候医学界还没有把吸烟和肺癌、咽喉癌等癌症联系在一起。后来我对烟的味道可以说极其反感，这也让我自己很吃惊。30多岁时我就有了啤酒肚，从媒体发布的照片上我自己都能看到。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于是我开始打高尔夫球，想靠这个保持体形。但是后来我觉得打高尔夫球不管用，于是转而开始游泳和跑步。现在，我每天分3次在跑步机上面走，早上12分钟，午饭后15分钟，晚饭后15分钟，雷打不动。前几年我还能在每天晚饭前游泳20～25分钟，现在不行了。总的来说，如果没有严格自律和坚持锻炼，89岁的我应该不会有现在的精力。

　　虽然卸下了所有行政职务，但我还是坚持去见不同的人。我相信，如果你想保持眼界的开阔，想要跟上形势的变化，就必须不停地接触各式各样的人。除了新加坡，我也经常见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客人，当然，中国、欧洲国家、美国的客人也会见，只是相对少一些。我非常注重一点，除了见以前的老朋友和各国领导人，我还会找机会跟那些来自其他领域的人聊天，学者、记者、企业家或者普通人，我都不介意。

　　没了政府内一切职责的我，跟以前相比确实知道的信息少了，也就没有了那种时刻追求变革的紧迫感。所以我不会再干预什么事，而是让现在的领导层做他们认为正确的决定。现在我已经很少对政府提案提反对意见，至少，是比之前我还担任职务时少很多。因为放权意味着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参与内阁会议的讨论，说明自己的观点。偶尔当我非常强烈地反对某个提案的时候，我会直接跟总理（李显龙）讲我的意见。

　　能活着很好，但是人终有一死。年轻的时候，谁愿意去考虑死亡？但是我已经89岁了，我必须直面这个话题。我一直在想，我将如何死去。我生命的终结是伴随着心脏突然停跳，还是长期卧床不起，慢慢耗尽？我当然希望来快的。

　　不久前，我提前做了一份预先医疗指示，意思就是如果我有一天陷入那种必须靠插管维持生命而又不可能再恢复健康的情况，那么我的这份预先指示就授权医生为我拔管，不再继续维持我的生命，让我能死得利索点儿。我和我的律师还有医生，一同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字。

　　如果我不签这个东西，那么将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医生会尽一切努力留着我一口气。这事儿我以前就见过太多。我小舅子当年就是在家插着管子，他老婆身体也不好，长年卧病在床，他靠着插管维持生命达几年之久。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医生和家属总是认为病人只要还有一口气，能维持就尽量维持。对此我不同意。如果人总有一死，那么在我已经不行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死来得快一点;而不是弄了根管子从鼻孔里插到胃里，神志不清地像半植物人一样只剩下一口气。这样活着，无异于一具能喘气的尸体。

　　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为了探索什么生命的意义，更不会对这个深奥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我生命的意义就是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一直是尽力而为，所以我很满足，没有遗憾。

　　现在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现在已经不能在下午两点顶着新加坡的大太阳出去见选民、和大家握手聊天、亲亲抱抱那些小娃娃了。二三十年前这些事我还都能干，现在我彻底不行了，得尊重自然规律——人老了，身体每况愈下。有时候我的秘书会趁我会见间隙来问我，要不要取消下一场的安排，给自己点时间休息一下。有时候我会说：“没关系，我休息15分钟，闭闭眼睛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会说：“好吧，取消了吧，我累得不行了。”即便我严格自律、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我都是个走下坡路的老头子了，没有办法。

　　回头看，我今生最大的满足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虚度时光，我一直在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说到做到，让新加坡变成一个任人唯贤、人尽其才、没有贪污、各种族拥有平等发展机会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没有了我，一样还能保持这些基本的东西，不会因某一个人在或不在而改变。我当总理之前，新加坡可不是这个样子。

　　纵观整个东南亚，只有地图上看就一个点那么大的新加坡是没有腐败的，其他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贪腐横行。在新加坡，我们的国家反腐局守卫着这个清洁的系统。不管你来自什么民族、说什么母语或者信仰什么宗教，只要德才兼备，你就会得到重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新加坡能够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功。

　　（小 竺摘自天下文化出版社《李光耀观天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