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院进二道门东厢房的第一家，住着老孙头儿。我们都这样叫他，现在想来那时候他也就50岁上下，并不老。他一辈子没结婚。那时候，他的母亲还在，七十多岁，身体不好，常年躺在床上，下不了地。老太太的饮食起居，都靠他照料。全院人都说老孙头儿是个孝子。

　　在我们老院里，老孙头儿大概是学问最高的一位。他是个英文翻译，据说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说是翻译，却没见他上过一天的班，大多是人家找上门来，把要翻译的东西送来，他在家里就把钱挣了。他住的东厢房只有一间，贴墙放一张双人床，他和母亲一起睡;靠窗是一张写字台，放着他的命根子——打字机。那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常到他家里玩。我是第一次见识这玩意儿，常偷偷敲打键盘上圆圆的小按键，发出“嘚嘚”的声音，特别好玩。

　　老孙头儿喜欢和我们这些孩子玩。那是他在家里工作之余的两大消遣之一。他的另一个消遣，是吸鼻烟，而且非常讲究。他家里有好多鼻烟壶，装在墨绿色的铁皮盒子里，高兴了，他会打开盒子，让我们欣赏那形状不一、图案各异的鼻烟壶。忙的时候，他会让我们帮他去买鼻烟。每一次买鼻烟，他都会从盒子里找出不一样的鼻烟壶，好像在挑选他的卫兵。他买鼻烟，必定要天蕙斋的。我们都特别愿意帮他买鼻烟：一来，老孙头儿会让我们把买鼻烟找的零钱拿来买糖吃;二来，我们也愿意到天蕙斋去看热闹。

　　天蕙斋离我们老院不远，这是一家老鼻烟铺，道光年间就开业了。鼻烟作为一种闻品，现在很少有人喜欢了，但在清末民初，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它都很有市场，就像现在的香烟一样。老孙头儿跟我们白话，说鼻烟分为十级，档次不同，价钱不等，上好的鼻烟，一两的价钱当时能买44斤洋面。好家伙！听得我们都嘬牙花子。所以，我们都想看看卖这么贵鼻烟的鼻烟铺到底有什么奥妙。

　　其实，那家店真是太小，太不起眼了。它在一个高高的台阶上，门脸瘦长，被两边的店铺挤压得像是茯苓夹饼。也许因为那时我们个子太矮的缘故，台阶才显得越发高。我们一帮男男女女的半大孩子，拿着老孙头儿给的钱撒着欢儿去天蕙斋，主要目的是找了零钱，去前门大街路东的通三益买糖分着吃。我们老院的孩子，大概没有一个没去过天蕙斋给老孙头儿买鼻烟的，便也没有一个没吃过老孙头儿的糖的。

　　好玩的年华都过得快，童年和少年时光，像鸟一样飞走了。等到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有一天，一帮红卫兵闯进老院，径自闯进了老孙头儿的那间东厢房。那时候，红卫兵造反、抄家，已是常事，见多不怪——让我惊异的是，为首的竟然是我们老院的一个女孩子。她比我小3岁，以前，没少像跟屁虫儿似的，跟在我的后面，去天蕙斋帮老孙头儿买鼻烟。

　　正是夏天，天很热，老孙头儿正在家里帮母亲擦身，哪里想到红卫兵长驱直入。那个比我小3岁的女孩子，指着老孙头儿的鼻子，劈头盖脸说他是美国特务，让他交出藏在家里的电台。老孙头儿是看着她长大的，忙跟她解释哪有什么电台。她指着写字台上的打字机说：“这不是电台吗？”老孙头儿叫着她的小名说道：“孩子，那是打字机，你又不是没见过我拿它打字！”她说：“你用它白天打字，夜里发报，以为我们红卫兵小将不知道？”说着，她便带着红卫兵开始乱翻东西，一下子翻出了老孙头儿的宝贝——墨绿色的铁皮盒子，她指着盒子上印着的一行英文小字“Made in the U.S.A.”，对那帮红卫兵喊了起来：“看呀，这里有美国的东西，他还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老孙头儿再一次叫她的小名，解释说：“这就是以前用过的美国奶粉盒子。”然后他打开盒子，指着里面装的鼻烟壶又说：“你也不是没见过，都是鼻烟。”她一把夺过盒子，摔在地上，鼻烟壶碎了，鼻烟撒了一地，她质问老孙头儿：“这是什么？美国奶粉盒子？里面装的就是美国炸药！”

　　老孙头儿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装鼻烟壶的盒子，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他的母亲惊吓过度，没几天便过世了。老孙头儿长寿，活到我插队结束回北京，我回老院时看到他，他还点着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对我说：“你说这孩子是怎么想的，非把个装鼻烟的奶粉盒子说成是装美国炸药的。”

　　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子，不知道现在她会怎么想，会不会还记得这桩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