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课程修完。朋友托朋友，我找到一处房租低廉的居室。据说它最令人羡慕的好处是，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地铁，有家“九毛九”百货店和一个“Egg Store”（蛋铺）——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食品减价商场的。它分布在各个贫民住宅区，如同一个个食物急救站，能及时扑灭周围的饥饿。为什么给它取名“Egg Store”，我一直没考证出来。有人说它的缘起是专卖鸡蛋的小铺。因为鸡蛋是美国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今天这样庞大的连锁廉价食品店时，仍沿用鸡蛋作为它物美价廉的象征。还有就是从复活节来的那层寓意：鸡蛋是复活节的主食，只要有鸡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就有生命之起死回生。因此，鸡蛋象征的是生命之早春。我比较赞同对“Egg Store”的后一种注解。应把这个“蛋铺”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场——Spring of Life：有生命弹跃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喷涌之意。
那天，我走到蛋铺奶制品柜台时，发现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坐在两大桶牛奶边上。蛋铺里充满喜洋洋的各国语言，若不留心，绝不会听见老人细弱的呻吟。她几乎是整个店铺中唯一的白人面孔。美国人但凡有体面的收入，是不会来这里和各种肤色的移民一起打捞食物渣滓的。我还没走上前，就感觉有一股奇特的气味从老妪身上泛起。
我问老太太哪里不适，她哼哼着说：“我的脊梁要杀死我了！”我必须完全蹲得与她一样低才听得见她的话。我试着去拉她的手，她把那只手从我手里缩回，给了我另一只手，因为头一只手的手心里有几枚硬币。她像一截定了型的老藤一样，让我一点点抻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惨叫一声，又缩回原来的形状。她身边搁着一个手推车，是专为老年人购物所设计的那种，只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样变了形。
我把两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车上。从她婴儿一样尖细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这儿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挨过去，再把两桶牛奶搬上车。我左手推着她的车，右手环过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于将她的体重全挂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个人不比那两桶牛奶重多少。我问她还需要买别的什么，她说不需要了，两桶牛奶足够她和她的家人一周的生活了。我差点问：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时闭了嘴。在美国，是可以把悲惨当某种怪癖来理解的。而把悲惨当作怪癖来尊重，也就等于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权。
我问老太太家住哪里，她说只有3个街口之遥。我决定把她交给她的家人。根据我对医学的无知，我断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错位之类的病症。她根本已瘫痪在我的右臂上。经过付款过道时，她将手里的硬币给收银员。款数刚好，显然她预先做了计算，也预先打算好除这两桶牛奶绝对不买任何其他食物。蛋铺的牛奶便宜得像自来水。
我们走到马路上，那股奇特的气味我现在已知道了——是股类似动物园的气味。老太太告诉我她叫安娜。我发现安娜的衣着是20世纪60年代的风格，是件大致为黄色的灰外套，或说是大致成了灰色的黄外套。安娜极清瘦，衣服也过于单薄，因而她那几乎弯成“S”形的脊柱，清晰地显现在她的背上。假如把她整个人抹平直，她不见得比我矮多少。我问起她的家庭。她说：“是啊，我有个大家庭等着我去喂呢。”我纳闷竟没有一个比她健壮点的晚辈来承担这采购任务。她像读懂我的心思似的，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在朝鲜战争时上前线了，都没回来。至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来。”
我说：“您一定弄错了，不是朝鲜战争，一定是越战吧？”
她说：“我没弄错，是朝鲜战争。越战的时候，我一个儿子也没有了。”
我心里暗暗大吃一惊：安娜得有八十多岁了。虽然她勉勉强强算是活着，但毕竟有这把孱弱的阳寿。再瞅她的面容，不知何处使她看上去像个婴孩，残缺不全却幼稚无邪，头上稀疏柔软的黄白绒毛在无风的空气里浮动。我很难启齿地又问：“那您丈夫呢？”安娜说：“他已经去世20年了。”
这时，我们已走过第二个街口。我由于不小的体力支出而浑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有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发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说“我们的家”，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3个街口，我和安娜竟走了四十多分钟。其中安娜不断请求我停一停，因为一阵剧痛又朝她的脊梁袭来。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变形的身躯更加走样。我也已筋疲力尽了。总算听到她说：“就这里。”
那是一排店铺式的房子，大部分倒闭了，关着门，陈列橱窗玻璃上被涂鸦，贴着招租、卜卦、文身广告和逃犯通缉告示。那一大群鸽子见了安娜，一齐“呼啦啦”振翅起飞，轰炸机似的朝我们冲过来。我感到扑面而来的是带着腥膻体温的一片肮脏固体。我闭眼屏气，躲着那羽毛间夹尘土的风。安娜的嗓音更加细弱温存：“我的天使们！”
她请我把牛奶倒在路边一个破玻璃盆里。她说：“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对鸽子的服务，抬起头立刻怔了——她那间店铺房的陈列窗里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猫，大概有二十多只，全都像安娜一样细瘦，只是眼神都直勾勾的，晶亮，被饥饿点燃着。我这才明白安娜所说的“家庭”。
我不敢走进安娜的这个家庭。从敞开的门窥入，里面是一目了然的赤贫。有张床垫，有个冰箱，没有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炊事可为。我只把两大桶牛奶给她提到门内，大半个身体坚定地留在门外。但我还想为这个已进入末日的孤独老人做点什么。她蹲着身挨进门，她身上的气味马上融入屋里暖暖的生物气息。猫竟比安娜要干净些，也多些优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页纸片，写了我的电话号码，递给安娜：“如果有什么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杀死你，你起不来去买牛奶，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住得很近。”
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不打。我没电话，也没人可打。”她刻意躲着我犀利的逼问。
大概为省一笔电话费。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门。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鸽子粪便铺成的台阶上，半天挪不动脚步。我从未见过如此的贫穷和孤独以及衰老以及……此刻我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么两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180美元的寓所，它陡然变成了天堂。我心里难过，却又无所归咎。
一个月之后我决定搬离那个贫民区，在海明威诞生的橡树公园城找到了600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没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来旁观安娜那样的悲惨人生。我无法将悲惨当作怪癖来理解，从而尊重这怪癖，以至达到对于个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4个月后，学期结束了。我乘了火车回到那个有蛋铺的地方。那时已是5月底，“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天气使贫穷得到大大缓解，或说使贫穷也得以被装扮。我来到安娜的门前，从门的缝隙看进去，没有安娜了，却仍是一地的猫。它们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还在世，猫在等她。邻近蛋铺，如安娜这样的生命总可以维持一个大致活着的状态。这样想，蛋铺是功德无量的，它翼下孵着多少大致存活着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