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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志强
来源:读者

  因与年迈的岳母同住,夜晚,我们睡觉总是敞着卧室的门。妻子叮嘱岳母:“半夜要起来,你叫我一声。”可是,那天后半夜,岳母不声不响下床,也没开床头灯。她大概想借着朦胧的月光和窗外映进来的灯光摸索马桶,冷不防一屁股坐在地板上,花岗岩铺就的地板。

  快天亮时,妻子听见了呻吟声,赶过去。岳母摔得不轻。妻子还埋怨她:“怎么不随手开灯?”岳母生活一向很节俭,我知道她是从牙缝里省钱,将来好一次性支援外孙结婚。我还要上班,她不想影响我睡眠。后来,我想,她是忍耐着疼痛,克制着不发出声音,熬到天亮。我们送她去医院。盆骨粉碎性骨折。

  当时,岳母已87岁。住了两个来月的医院,她执意要回家。该用的药都用了。她在病房里时常失眠,置身于一种生命极端的境遇——都是缺脚断胳膊的病人,怎么能睡得好?家里换掉了老式卧床,订购了一张铁架护理床,两侧有护栏,岳母就开始了卧床生涯。

  起先,岳母相当配合。她是小学教师,提前病退。她竟然“乖”得像一个温顺的小学生。吃喝拉撒已不能自理,可她认真地服药进食。墙上挂着一个电子钟,有时候,她还提醒我妻子:“我该吃药了。”

  妻子已退休,现在,她仿佛重新上岗,整天侍候着母亲,总是在母亲的视线以内活动。不然,岳母就唤她。妻子给岳母喂饭,还表扬她:“今天表现蛮好,多吃了三调羹。”岳母尽可能多吃一调羹,也是想早日康复,下楼去走一走。这样,吃和走似乎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卧床第二年,岳母降低了愿望,她只想下床在室内走一走。循序渐进,先近后远,她可能这样想。可是,我们左右搀扶着,她也走不成,几乎是被架着,她的脚勉强擦着地板,却不能自主挪动,只能面对阳台,在藤椅上坐一坐,望一望她曾走过的地面。

  我们竭力给她描绘能走的图景。有时,她怀疑药是不是配错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服下去怎么不见效?我说:骨头都打乱了,要重新紧密地组合,要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我像表扬一个小学生那样,说:“今天坐得多端正,有精神。”

  岳母坐了一会儿,就支持不住了,她躺回铁床。坐的次数逐日减少,改为摇起床头,她的上半身慢慢升起,打开电视,选她喜欢的越剧。她像是打瞌睡,吃力地睁开眼,说:“我不能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老调重弹,佯装轻松地说:“你要能走了,我们给你开个庆祝会,庆祝你‘潇洒走一回’。”

  大多数时间,岳母似睡非睡,我们会蹑手蹑脚,生怕惊动她。她会突然抬起眼帘,像是经历了长途跋涉,累了,说:“水。”或说:“做了一个梦。”一个塑料杯,一根细管子,那是儿童的用具(杯壁都是童话般的图饰)。她啜着管子,发出断断续续的响声,水到了她的喉咙里,像转入一个不够畅通的管道。她间隔着发出吞水的咕嘟声。妻子像是裁判,中场休息,提醒她别多喝,说衣服还来不及晾干呢。

  接近90岁的时候,岳母不再提“走一走”的话了。她心里还在想“下楼走一走”吧?她一定还在想,但她已经清楚,不可能了。我们仍然描绘“走一走”的图景,像在沙滩上建一幢楼,那么虚假,那么脆弱。换衣裤、褥子,她已经卧床卧瘦了。我双手托起她(妻子替她垫褥子),简直轻得不行,好像一块布包裹着一副骨架,骨头都抵出棱角。一副骨头,只是还有气息。

  我还是希望她仍对“下楼走一走”保留着一定的信念。那样,她就能配合我们继续生活。

  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傍晚,我回家,开启不知开了多少次的门锁,旋转三圈,最后是“咔嗒”一声,我尽量不让这种声音过响,可是,我觉得它响得有点过分。在门廊内,我换鞋,就听见岳母叫我的名字。

  我走到她的床前,故意像一个士兵报到一样,敬个礼,说:“我回来了。”

  妻子脱身,去洗堆积起来的碗碟,同时,开始烧饭炒菜。

  岳母嚅动着嘴唇,发出干巴巴的声音。平时,她已声音微弱,只有我妻子能分辨出她说的内容,那声音似乎相当遥远,中途被风刮乱了那样。

  岳母说:“放我走吧。”

  我一怔一愣,赶紧堆起笑容。我不知道怎么应对,只能采取惯用的打岔,说:“今天感觉还好吗?”

  岳母说:“放我走吧。”

  我说:“不是……好好的吗?你不要想那么多,你看,太阳多好,我们都在……你要坚持住呀,别想丢下我们。”

  岳母的声调略微降下了,她仍恳求:“放我走吧。”

  这一年,我们已经彻底清理了她床的周围,把筷子、调羹、杯子之类的硬物,都放在她够不着的地方。能升降的摇把,床两边的铁护栏,设计这款病床的人,考虑得这么到位。我偶尔生出一个念头:我们现在这么做、这么说,是不是过于残忍?她只能承受而不能排除疼痛的煎熬。

  我摇了病床的摇柄,像发动一台拖拉机,她的上半身渐渐升起。她没有微笑,像陷入一种想象。她期待着正面回应。

  我似乎接到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说:“好,再过一个月,就是你的九十大寿,我们要为你办大寿。”我没说下去,一个人活过90岁,实在不容易,有多少道坎,一不留神就卡住了。岳母这么多年小病小痛连贯着,也没让她停下脚步。

  妻子说:“妈,你要想外孙,我给他打个电话。”

  岳母摇头,说:“他忙,不要打搅他。”我描绘她过九十大寿的情景。妻子也鼓励她:“妈,一定要再坚持哦,过了90岁,就顺利了,你外孙也发来短信,要赶回来,他可是你从小带大的呀。”

  我拽拽妻子的胳膊,担心她说多了会说漏嘴。还是要牢牢把握住“主旋律”——正面引导。那一阶段,妻子时不时地表扬岳母。服药吃饭,岳母也相当配合。

  终于,生日那天,儿子将蛋糕隆重地端到她面前,说:“外婆,你吹生日蜡烛。”岳母动动嘴,烛光只是微微晃了晃,像一群小孩在跳舞。儿子趁机替她吹,只用了一口气,就将几支蜡烛吹熄了。我们像排练过一样,站在床的两侧,祝她生日快乐。我们还赞扬她:“你真厉害,这不是走过来了吗?”还说:“妈,你已经够努力了,我们希望你保持下去,继续努力呀。”

  岳母脸上泛起了微笑,像一个小石子落入荷花池,泛起涟漪。她看着高大的外孙,说:“比你爹高多了,你长得这么大了,我反而走也不会走了。”

  儿子说:“外婆,你要树立信心,要让我看见你到楼下走一走,要加油哟!”

  岳母像是走累了,垂下眼帘,说:“我不会走了。”

  我给儿子使个眼色,意思是忌讳“走一走”的话题。

  儿子走后,家里又恢复了往常的状态。这一天,岳母像是圆满完成了一项使命似的,她又吐出那句话:“放我走吧。”

  我们仿佛托举着什么,不慎失手,又落下来了。她还是没放弃要“走”。我也不信自己的话了。我说:“别想那么多,慢慢休养,会好起来的。”

  岳母显然对我的回避十分失望。她垂下了眼帘,却又睁开,说:“你不放,我就喊了。”

  我强装笑颜,说:“喊什么?”

  她说:她说:“喊口号。”

  我说:“喊了又怎样?”

  “把我抓起来,枪毙。”

  我清楚岳母所指。我心里一沉,已过了半个世纪,那个疯狂的年代,在她心里,还留有遗迹。我仅在只言片语间听过妻子父亲的事情。那个年代,妻子的父亲是中学教师,喊一句什么口号,喊错了其中一个字,这个字改变了整句口号的意思,走向了反面,其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惶恐,胆怯,自杀。我岳母从那时开始了漫长的失眠,安眠药也不大起作用。

  我们结婚后,岳母就跟我们一起住。我妻子是独生女,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了那么多年。我们婚后,岳母从没提起过半个世纪前的事情。我以为她遗忘了,好像那段历史没发生过。相处了三十多年,我竟然不了解她的内心世界,现在,像发掘出一片废墟。我沉默了片刻,说:“妈,要喊你就喊吧,喊了舒服你就喊。”

  岳母望着我,求助的表情。

  我知道,她这么活着,实在受罪——身体一天天瘦了、轻了、弱了、空了,对自己的身体已经丧失了自主权。我鼓励她:“要喊你就喊,反正,只有我们听得见,外边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他们顾不上也听不见也不想听你喊。妈,你不要憋着,喊了舒服你就喊。”她说:“我不能喊。”

  我继续鼓励她,说:“喊一喊舒服,你就喊,随意喊。”

  她说:“不,我不能喊。”

  我说:“为什么?想喊不喊,会憋伤了身体呢。”

  她说:“我喊,要牵连你们俩,还有外孙,都要正常过日子呢,我不能添麻烦。”

  我说:“喊一喊,添不了麻烦,喊了舒服你就喊。”

  她的声音弱下去,说:“不喊,不能喊。”

  我想象不出她能喊出什么“口号”以致危及她自己的性命。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到处都是拔高的声音:车辆的鸣叫、商贩的吆喝,等等。岳母微弱的声音,淹没在城市的各种声音里。

  我摇动着摇柄,她的身体降下、躺平。我说:“闭闭眼,养养神,等一会儿吃饭,好不好?”没料到,这是岳母最后一次发出声音。妻子正喂她米粥,突然,大声唤我。岳母一口气没喘上来,一团浓痰堵在了她的喉咙里。传呼常来的医生。他赶来,摇头说:“张罗后事吧。”

  岳母张着嘴,似乎欲喊什么,终于喊不出声音。我们取来了冰块,守夜。炎热的天气,第二天得出丧。妻子问几个赶来的老人,说:“怎么才能叫我妈合上嘴?”老人们说:“到时候,她自然会合上嘴。”

  推着岳母进入有焚化炉的那个房间时,她还张着嘴,口型已僵硬、固定。焚尸工很熟练地开启炉门,我看见岳母在一刹那,一下子挺起身,像要坐起来喊的姿势,然后,火舌贪婪地拥过去,裹挟着她。熊熊燃烧的火焰,发出贪婪的呼啸声。妻子已经哭不出声流不出泪了。旁边的人劝:“这是你妈的福气,你日日夜夜陪伴着她,三年,哪个子女能这么无微不至呀。”

  我们不放,她自己走了。一口痰,就一呼一吸之间,她的表情没有痛苦,只是没来得及合拢嘴,像欲喊,没喊出。

  一晃七日。我们准备了“头七”——早晨去墓园祭扫。儿子已经等候在墓园的大门口。他乘了高铁赶回来。妻子摆出了点心、果脯、苹果、香烛。橄榄、酸梅都是岳母常含的果脯。记得我妻子给她削一片苹果,在温水里浸泡过,然后让她含上。过一会儿,她原封不动地吐出来。有一天,岳母提醒道:“能咬动的时候,要赶紧吃,现在我的牙齿不管用了。”

  我望着绿色中显眼的墓碑,一排排,整整齐齐,从上到下列在整座宁静的山上,宏伟壮观。蓝天辽阔,有羽毛般的淡云。于是,我脑海里飞起一本童话书。那还是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从一位上海知青那里借来的禁书,不敢带回家,我就用一张报纸包住,挖了个小土坑,把书埋在屋前不远的柴垛下边。

  半夜,雷声惊醒了我,像天崩地裂,还有利剑一般的闪电,接着是暴雨。满世界净是雨声。我以为这是老天爷发现了我的秘密,采取这种方式惩罚我,阻止我进入童话世界。我想像书里的人物仓皇逃出,却无处避雨。屋里也漏雨,雨敲击着接雨的器物。我真想跑出去接应——书里的人物逃出,那么,书就出现了空白,如同没有人居住的房子。第二天早晨,天空像水洗过一样明净、晴朗,似乎昨夜未曾下过暴雨。雨水浸透的书,软塌塌、黏糊糊,像一块被浸湿的土坯,正在回归泥土。

所属《读者》期:《读者》2015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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