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而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

　　“私”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分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

　　西方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团体，团体是有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这种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

　　家庭在西方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指的是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中国，这句话模糊得很，“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我们的“家”更是伸缩自如。“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子侄等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近的人物。

　　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推的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对世态炎凉也特别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给父母交膳宿费的西方社会，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进入团体得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方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一般，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讲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以礼克服，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以“己”作为中心的，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所愿意交出的一部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

　　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为了族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是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

　　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是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的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在西方社会里，做人民的无法逃于该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成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

　　在我们的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他们不会去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