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的欢迎酒会上，胡适因心脏病突发辞世。这位载入20世纪史册的知识分子，终敌不过岁月的销蚀，尘归尘，土归土。对于死，梁启超曾有一句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从这个意义来讲，作为学者的胡适死于学术工作中，可谓得其所哉。

　　对胡适的死亡，海峡两岸的反应迥然不同。大陆几乎全部沉默，毕竟，在此之前，胡适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与之相反，台湾、香港、西方媒体的反应则非常强烈。

　　那一天，台湾最大的新闻就是胡适的离开。胡适倒下的那一瞬间，现场的吴健雄号啕大哭。紧接着，整个“中央研究院”陷入哭声之中。第二天，苏雪林从报纸上看到消息，眼泪夺眶而出。那一天，梁实秋正在家里看朋友打麻将，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梁实秋和朋友们瞬间怔住了。面对记者的采访，梁实秋脱口而出的是“但恨不见替人”。

　　在美国，看到消息的张爱玲更多的是惊愕，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自此飘散如烟。禁不住悲从中来的赵元任则热泪涟涟，相交一生的朋友自此天人永隔。21年后的同一天，赵元任逝去。那一天，同样是在美国，唐德刚、周策纵等人组织的白马社开始筹备“胡适纪念专号”。王叔岷的女儿那一天非常好奇地看着父亲，因为父亲满脸的悲戚与忧伤。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陈之藩在英国曼彻斯特含着热泪开始写《在春风里》；文化顽童李敖开始写《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胡适的论敌徐复观放下对胡适的攻击，开始写《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那一刻，殷海光真正看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苍白无力与目光无神，落日余晖里，西边的太阳下山了；那一刻，聂华苓显得有点错愕；那一刻，狱中的雷震满眼泪水，他还要等待很多年才能从监狱中走出来。

　　胡适死后第二天，狱中的雷震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晚上听到胡先生去世的消息，做了一晚的梦。先是大哭，梦中哭醒。后来又做梦，和他在一起，先是他告诉我蒋先生叫他组党的事情，他说他有“四不”，所以不愿组党。后来做梦和他在一起，知道他生病，我陪他，又悉他倒地。总之，搞了一晚，直到天亮起来为止。

　　今日上午看报，我两次流泪，这是卅六年秋葬母以后的第一次哭，可见悲哀之甚。

　　这里送报人说，拿到报，眼就流泪，许多看报的人哭了。

　　胡适逝世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就得知了消息。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简短的文字背后，显示出蒋介石对这件事的吃惊程度。他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副挽联颇为精辟，形象生动地道出了胡适的历史地位。在瞻仰了胡适的遗容之后，蒋介石在1962年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蒋介石的这段文字有褒有贬，正代表了他心目中的胡适形象。不过，仅仅过了一天，蒋介石就在3月3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这句话应该是蒋介石内心深处的真实表达。在这位王阳明信徒的眼中，在这位略显弱势独裁而又尊师重道的强权者眼中，胡适终究是革命的敌人，是民族复兴的思想障碍。公开场合，他们两人推杯换盏，但终究是貌合神离。终其一生，胡适都希望做蒋介石的诤友，可惜蒋介石的思想依旧囿于时代的局限，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他困兽犹斗，终究把强权者的姿态留给了历史。那一天，他的儿子蒋经国也去祭奠了胡适，几十年之后，正是他，在风烛残年力挽狂澜，实现了胡适的光荣与梦想。

　　蒋介石之外，罗家伦也在日记中记下了胡适死后的情形。1962年3月1日，罗家伦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赴胡先生灵堂，天阴雨，而瞻仰遗容者，仍如潮水一般，以学生、青年为最多；武装朋友亦复不少。有许多是从中南部来。据最后统计，约二万多人，可见胡先生思想与行谊感人之深。

　　除此之外，罗家伦还在3月13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胡适留给江冬秀的遗产情况：

　　正午十二时，胡先生治丧会在行政院会客室开，为墓地、遗著及遗嘱，均有讨论。墓地我们都主张在研究院内，闻胡夫人近又犹豫。胡先生遗产，台币不到五万，美金一百余元。

　　台币不到五万元，美金一百余元，这就是胡适死前的最后财产了。1917年一去北大就拿260块大洋的胡适，在民国时期拿着“民国第一高版税”的胡适，“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胡适，在其晚年，其实也穷困得紧。然而，也正是这经济窘迫，显示了他的人格。

　　晚年的胡适，爱说一句古语：“贤者不虚生。”胡适是不是贤者，至今还有争议。不过，作为一个人，他确实做到了“不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