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繁华喧嚣的程度，大抵可以用出租车的数量来衡量。

　　听说北京的街道上，每天都奔跑着8万辆出租车（不含无照黑车），如同一个城市每天都被打包，装在出租车上一样。那8万个出租车司机，并不是8万个普通人，他们是8万个移动的远程喇叭和口才上佳的国家政策传声筒与义务宣传员。

　　全世界都在惊叹北京出租车司机的好口才，惊叹他们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皇宫街巷无所不知。当然，你坐上那棕黄兼白色的出租车后，他们最爱跟你说的和生活中的鸡蛋、韭菜、炸酱面大相径庭，而在他们看来，完全就是日常餐桌上的萝卜白菜——平常但不可或缺的政治与国家大事。他们谈论公众人物，就如同谈论他们亲戚中的小舅子；说中南海的一些见闻，就如同谈论胡同里四合院中厅堂间摆的桌子和椅子。

　　不关心国家大事，是不配做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的。我之所以爱坐出租车，也多少是因为爱听他们那带有几分夸张的广播和宣传。如果哪次坐上出租车，没有听到司机高谈阔论地跟我聊国家政治，我就会觉得这趟出租白坐了，白白花了我的几十元钱。尤其去机场或从机场回家，出租车费每次上百元，那是一定要从他们嘴里买些“国家机密”和趣闻逸事的。然而前天，我从机场返回家时，那个三十几岁、身材微胖的司机却一反常态，无论如何都不肯和我多说一句话。从我上车到将至家门口，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无论我问什么，他都是点头或摇头，一定要开口说话时，也只会说出三个字：“不知道”。

　　这让我有些意外了，让我千真万确地以为，我花上百元坐的出租车是去听繁华闹戏却进了哑剧场。搭乘着这辆哑然的出租车，出机场，过五环，到四环，再从四环路随着蚂蚁搬家般的车队走上三环路，就在我因为听不到阔谈的声音而失望到疲劳睡着时，出租车司机把我摇醒了。他告诉我已经到家了，并问我：“你知道我今天为何不爱说话吗？”我怔怔地提着行李下了车，站在车边望着他，望着他那丰润的脸和红亮的唇。他停顿了一会儿，朝我笑一笑，说他老婆晚婚晚育终于住进妇产医院快要生产了，他昨夜做了一个梦，梦里说：他今天跑车如果一天只说十句话，他的儿子可能是皇帝；如果说上五十句，就要降为宰相、总理、部长这一级；如果说话超过了一百句，就只能是司长、局长了，天天开会念文件，唇和舌头忙个不停。他告诉我这些时，脸上有些憋不住的神秘和失落，如明明可以考得更好，却只差半分没有考到最好的学生那样。

　　“你今天一共说了多少句话？”我问他。

　　“最少上千句。”他笑着对我说，又从车窗探出头来解释，说他今天一天跑车，忘了昨夜的梦，见了我才又想起来。他拉着我一路都在回忆和估算他今天一共说了多少话，说的内容是什么。他一整天话是说多了，可好在说的都是政治，都是国家大事。根据他今天说话的多少和内容看，他家将出生的儿子未来不是总理、部长、司长和厅局长，而是一个国家新闻办公室的发言人或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司机说完朝我笑一笑，开车驶进了车来车往的汪洋大海里。

　　（生如夏花摘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孤独是生命的礼物》一书，刘志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