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妻子的缘分，比电影《罗马假日》的情节还要富于传奇性。本来我已经不相信20世纪末还有这样的传奇，但它确实发生了。

　　妻子是我的读者。她大学时学的是金融，毕业后在南方的一家香港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她喜欢文学远远甚于喜欢自己的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了我的《火与冰》，便按照模糊的地址，尝试着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迄今为止从未给陌生人写过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因为他就是我曾想要给他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的，无尽的近乎绝望的孤独。我想，如果还有一双眼睛同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肃而真诚。

　　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立刻给她回了一封信。从那以后，我们开始通信。我们谈论的都是些严肃而沉重的话题，不太像青年男女之间的通信。

　　就在我26岁生日的那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我好像在梦中听到过。对了，那声音来自那些信件！

　　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她说她并不知道这一点。她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是，她刚刚拔掉了一颗智齿，麻药失去药效后，伤口疼得厉害。由于她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不知为什么就想给我打电话，只给我一个人打。

　　那天晚上，我们居然在电话中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说，她每天都与那些豪商巨贾打交道，在香港也见到过腰缠万贯的商人，但是，金山银山也有散尽的那一天，而诗人的诗句永远在自己的心中。茫茫时空中，多少政客和富翁灰飞烟灭，穷困潦倒的诗人却能够以一句诗歌而获得永恒。

　　窗外，是北京已经很少见的满天星光，南方的星光一定比北方的还要亮。天空的星辰实际上对应着我们内心的星辰，正像康德说的那样，心中有星星的人，头上才会有星星。

　　几天以后，她获得了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们约好在北大校门前见面。远远地，我就看见了一个清秀的女孩站在寒风中，嘴唇冻得发白。我想，一定是她。

　　她来到我那简陋的小屋，我打开电脑给她看我新写的文章。她毫不客气地就在上面修改起来，好像在修改自己的文章，而一向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文字的我，对她这种“放肆”的行为，居然没有生气。刚刚见面，一切礼仪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好像认识了几个世纪。后来，妻子说，当时她就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觉得这间小屋就好像是属于她自己的。

　　见了第一面，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她回了一趟南方，放弃了当时拥有的所有东西。老板提出给她加一倍的薪水，并安排一套别墅给她自由使用。她微微一笑，拒绝了。

　　于是，她来到北京这座陌生而寒冷的城市，来到我这间时常停水、停电的小屋，成了与我风雨同舟的人生伴侣。她曾经是时尚的都市白领，穿名牌的衣服，用昂贵的化妆品，去女子健身俱乐部。如今，她舍弃了当初这些奢侈的消费习惯，因为她选择的人生伴侣是一个穷书生。同时，她也选择了一条颠沛坎坷的人生道路。我曾经很认真地问她：“假如有一天我像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那样，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你怎么办？”她咬了咬小虎牙，说：“我跟你一起去！在那冰天雪地中，我们互相温暖对方。”

　　（安格尔摘自珠海出版社《沉默的告白》一书，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