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里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掌控，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便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老师们都是惊弓之鸟，不能不去；像我们这批曾经对抗过造反派的学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音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很损造反派的脸面，于是他们在一次会上决定：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啦啦的一群人吃力地抬着几张高耸着被窝的床出来了。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像老爷一样。于是造反派头头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但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我们边上操边看着这些床，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让人羡慕死了。造反派头头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道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后来据抬床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到尾没有醒过。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被示众的感觉，那很可能是一种享受。世间的惩罚可分为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那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人要实现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成熟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尽情酣睡。

　　（张建中摘自文汇出版社《山居笔记》一书，辛 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