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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慈禧周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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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秋水
来源:读者

  1908年旧历十月,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度过了74岁生日,不料罹患痢疾,10天之后宣告不治。此前两天,光绪皇帝亦龙驭上宾,年仅38岁。仓促中,还没有断奶的溥仪做了清帝国皇帝,他的父亲载沣成为最后一任摄政王。仅仅3年后,大清帝国人心瓦解,国势土崩。慈禧太后地下有知,会作何想?是她,还是摄政王等亲贵,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基业”?

  【一】

  回顾慈禧太后的政治生涯,在传统帝制的框架下,她的经历绝对可谓惊人。自咸丰皇帝驾崩后,她逐步掌握大权,在同治、光绪两朝,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实际统治中国48年。

  在现有的档案资料基础上,把这位女性置身于历史事件之中,我们可以描绘出一些大致的轮廓。

  首先,她极为好学。入宫前,她虽是道员惠征之女,却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入宫之后,她和其他妃嫔们一起学习“圣训”以及一些德行与礼仪,由此开始读书识字。她受咸丰宠爱,参与批阅奏折,用心学习,从而得以渐渐熟悉朝章典故。不过,辛酉政变后,慈禧刚听政时,曾国藩曾来觐见。据他记述,太后召对问答,也不过寥寥数语,说明此时她于政事尚称不上娴熟。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起,慈禧开始系统地学习如何治国。她经常浏览由侍讲官编写的《治平宝鉴》,揣摩学习从汉初到明末的历代统治精髓,每天还要阅读由军机处进呈的实录与圣训,学习先帝们的治国方略与指导精神,后来召见外放大臣,她已经可以侃侃而谈,滔滔数百言。

  此外,她可以说极富政治天赋。自咸丰朝以来,重大历史事件,总缺不了这位帝国至高女性的身影。辛酉政变时,她不过28岁,其果敢机敏已经显露无遗,联合被排斥在顾命大臣之外的恭亲王,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政变,用暴力清除八位辅政大臣,实现在清朝前所未有的垂帘听政。事后由六龄幼帝下诏:“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议,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此后,她罢黜政治合伙人恭亲王,令他从此几乎无所作为,自己则成为真正的独裁者;甲午战后,又借戊戌政变,翻手为云,在皇帝已经亲政之后再度训政。她能够一再挑战体制,却没有激起巨大的反弹,可以说是能力非凡。

  在她的主导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封将封帅,逐次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内乱,同时,自强新政次第展开,于是有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从慈禧执政的历史来看,她也并非像传统记叙中那样竭力反对变革。事实上,若无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也不可能在中国开展三十多年。慈禧自己亦曾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年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

  也就是说,慈禧算得上是帝制时代的佼佼者。事实上,即使换上另外一个人,比如恭亲王奕訢,恐怕也不会比她做得更好。

  【二】

  在慈禧的临终遗诰里,这位“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的老太后总结自己的政治生涯:“回念五十年来,忧患迭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这话倒也不是自矜自夸,王国维在《颐和园词》里如是记述:“国事中间几翻覆,近年最忆怀来辱。”确实,慈禧作为最高领袖的这五十年,西人梯航远来,用暴力逼迫这个老大帝国加入全球体系;帝国内部则乱象丛生,统治失序。她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庚子之役,确实是“忧患迭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何谓“怀来辱”呢?

  1900年,在中国,是极不安宁的一年。在西潮拍岸六十年之后,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山东,一路“扶清灭洋”,以其戾气包裹了夏季的北京城。在这场震惊全球的变乱中,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最终装扮成一个汉族老太婆,挟光绪皇帝乘坐几辆骡车西逃,一路饥寒交迫,至怀来县已经如同乞食的老妪。旅途之艰辛,今人读来也唏嘘感叹:“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存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粃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如毛发,殊不可耐。(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世纪之交的这场灾祸,当时人便感叹“庚子之役,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大规模的骚乱,杀害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外国的军事干涉,清帝国对数国宣战;随后,围攻使馆被解除,朝廷西逃至西安,洋人攻占北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紧接着是新政和革命。汉学家芮玛丽因此断言:“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那样对于中国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

  【三】

  从宫廷档案、时人笔记可以看出,慈禧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亦极为矛盾。她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说是她生平的最大败笔。

  许多历史学家归因于慈禧旺盛的权欲。

  甲午惨败,创巨痛深,一般士大夫都趋于新法,一时风气渐开,光绪的态度也趋于维新。慈禧太后虽退居颐和园,仍遥控政局。光绪往来于紫禁城和颐和园之间,秉承太后旨意行事。两人之间虽说不上对立,但因为对和战意见不同,这对母子之间的罅隙已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甲午年十二月,御史安维峻上书,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话:“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事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乎?”光绪对此“震怒”,将安维峻革职,发往边疆军台赎罪。后来,两江总督刘坤一觐见时,提及此事,慈禧仍然很愤怒。她自伤往事,“至追念文宗、穆宗不胜怨感,数数以亵拭泪”。由此看得出,慈禧内心有委屈。

  按照刘坤一的记述,慈禧还对他表露了自己对皇帝的眷眷之情:“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不过何刚德记录了一条史料,可以为慈禧的话做个有趣的注脚。光绪刚亲政时,因为他身体虚弱比较怕冷,内务府大臣立山运来了一片玻璃窗,装在殿门上。太后听说后大怒,招来立山,大骂一通:“皇上年少,哪里就怕冷到这个地步,祖宗体制极严,在殿廷上装起玻璃窗,成何样子!”终于还是撤去了殿门上的玻璃窗。

  可以说,在竞争性权力关系下,很难有真正的关怀。宫廷间的矛盾会酝酿、发展,终至势同水火,继而有戊戌政变后谋划废立之事。1900年,以光绪皇帝名义签发的上谕,堪称是一段伤心无比的文字。谕旨里说,因为自己有病,皇太后不避辛劳再次出来主持国事;而对于自己没有生出一个继承人,更是“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于是决定择立一位皇子,承继同治皇帝。

  慈禧的第一号敌人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海外,竭力“妖魔化”慈禧,譬如,他在给日本友人的书信里说:“敝国之情势,西后则守旧耽乐,皇上则明圣维新,若坐视皇上见废,则敝国从此沦亡。(《康有为政论集》)”他甚至明言太后执政缺乏正当性,她不过是“先帝遗妾”,若敢行废立之事,必号召全世界起来反对她。当然,不出奇地,康也从性别上大加挞伐,把她与史上一系列“女祸”相提并论,认为慈禧的存在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灾难。

  或许在内心深处,慈禧也“认同”康有为的看法,也就是说,她的权力缺乏合法性。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她作为当时唯一可以扭转全局的人物却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以为洋人会强迫她把政权归还给光绪,而把帝国捆绑在一群神叨叨的起义军身上,把这个国家和民众推向了深渊。

  【四】

  1903年,一位美国女画家被选中入宫,为太后画像。经过3年前那场可怕的灾难性事件,慈禧在外国人眼里,是邪恶而残忍的“龙夫人”。在这位女画家眼里,慈禧却是一位十分和善的老太太。这位名叫凯瑟琳·卡尔的女画家,将慈禧与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和维多利亚女王相提并论。

  维多利亚女王与慈禧的统治期有漫长的重叠期。不过,慈禧可与之对照的其实是伊丽莎白一世。两人有许多共同点。她们成为国家最高执政者时,恰逢国家处于社会剧烈变化期。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时25岁,慈禧垂帘听政时28岁,均是在流血和恐惧中最后胜出。她们身为女性统治者,有许多中性特质,睿智、果决、心思缜密,又懂得适时妥协,同时也很善用女性天生的武器。譬如,慈禧召见刘坤一,会屡屡流泪以显示自己的委屈,也会以天气冷嘱托刘多带衣物这样的小事示恩。此外,继承人问题,也一直是困扰她们的大问题。

  然而,她们一生的政治成果和身后的遗产却很不同。伊丽莎白一世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推行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从而造就英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慈禧却沉湎于权力和个人享受,丧失了国家转型的最佳时机。这里面的原因,自然有制度因素,也有两人学识教养的差异。在威权统治下,制度与统治者个人之间,同时存在着合力与张力关系。制度塑造一个统治者,统治者又改变着制度。伊丽莎白一世虽然母亲被父亲亨利八世以通奸罪处死,她从幼小时一直面临死亡的威胁,但从6岁起,父亲就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伊丽莎白一世有当时英国最好的老师,接受拉丁经典和希腊经典教育,她一生都保持了对哲学和历史的兴趣,每天都用3个小时来阅读历史名著。

  而慈禧太后的政治权谋,虽足以控驭亲贵臣子,她本人的学识却不能统驭中国所处的变局。她所掌控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左右,她已经完全乾纲独断。以后10年,帝国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如果她有政治家的长远眼光,国家正可以完成转型。但是,慈禧沉迷于权力与享受,她耗费巨资修建了颐和园。李鸿章在光绪初年就慨叹:“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皇嗣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可见,李鸿章对慈禧也是诸多失望。

  集权体制下,一个统治者的精神资源往往深刻影响他的政治行为。慈禧自幼缺乏一般儒生所受的传统教育,以后所学习的不外是帝王之术,对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缺乏真正的认识。她和恭亲王、光绪等人之间的矛盾,并非是旧与新的对立,其本质是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和王国维一样,何刚德对大清也很有感情,他做了19年京官,相对客观地记述了宫廷见闻,自称:“虽仅一鳞半爪,然五十年来世变,亦可于此存其概已。”他肯定慈禧四十余年“支持危局之功”,也不忌讳她“性喜游观”,“喜受贡献”。1906年,何刚德入京,碰到老臣王文韶。庚子年慈禧西逃,王文韶是唯一一路随从的老臣,此时已经老态龙钟。王文韶一向为人圆滑,也不禁对何刚德表露忧思:“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汝需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则大事更不可问。”这可以说是对慈禧“支持危局”和后继乏人的注解。

  经历了那场极为不堪的逃难之后,慈禧真正成了热衷新政的主事者。德龄在《清宫二年记》里回忆,慈禧有周游全球的念头。“吾国虽古,然无精美之建筑如美国者……吾今老矣!不者,吾且周游全球,一视各国风土。吾虽多所诵读,然较之亲临其处而周览之,则相去远甚,虽然其中盖有难言者。此后吾或可一行。”德龄作为受宠爱的女官,对慈禧多有溢美之词,无从断定这是否是慈禧原话,不过倒也颇符合慈禧经历兵燹之后的心理。这段时间,她开始阅览报纸,关心时事,当时媒体亦有报道:“皇太后近日颇看各种报章(由贝子溥伦等择要宣读)。”她此时才愿意了解、学习世界大事与大势。这不禁令人想到不过数年前,戊戌新政期间,礼部六品主事王照的那个天才式主意。他上奏折建议“皇帝陪同太后一起到各国去游历”,一则融洽母子关系,一则了解世界变革局面。如果慈禧游历世界的话……历史,当然没有如果,但人们还是禁不住遐想,或许,她也可以成为最后一位专制者?

  (繁星若尘摘自腾讯《大家》,微信号ipress,邝 飚图)

所属《读者》期:《读者》2015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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