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除了家属之外，仅有十一人前来吊唁的告别式。其中八名，是甫入职场、平日并不熟稔的同事；再有，则是往生者的友人代表，计三名。

　　躺在棺内的是我的大伯父，在我尚未知世事之际，他便离开故乡金门，奔赴台湾打拼。我与他关系生疏，原因有多重：其一，大伯父其实与我们并无血缘关系，他是祖母当年从厦门买回的养子；其二，这养子自小不学好，整日逃学在外，祖母拿他没辙；其三，长大后他情事荒诞，祸事连连，祖母对他更加死心。根据父亲回忆，少时逃学的大伯父不敢返家，每每溜到学校里，趁下课时向父亲伸手要零用钱。经春至冬，他睡在庙里、别人家廊下，单衣抵不住风寒，也是父亲夜深时背着祖母，隔窗偷送棉被给他。年轻的大伯父决定赴台发展时，盘缠不足，便找到父亲的工作场所，开口要钱。其时父亲一人的薪水要养一个五口之家。

　　我不喜欢大伯父，对他甚至有些畏惧，虽然在有限的相处记忆里，他总是阔气得很。小学时我曾被选为代表，由老师领队赴台参加研习营。我们搭了十余小时的船，在风浪翻滚中呕吐着抵达高雄，再连夜赶搭火车来到台北。大伯父得知消息，鲁莽地跑到和平东路，立马将我带走。为了表达欢迎之意，他要我在百货公司挑件新衣。“不要客气，我出钱！”大伯父拍着胸脯，相当豪气地表示。其时，我首次与传闻中的第二任大伯母见面，她带着正值二八年华的女儿，与大伯父再婚。少女服饰专柜充满了蕾丝花边和蝴蝶缎带的柔软视觉感，如村姑一般的我仿佛进入白雪公主的幻境。然而四人同行游逛，大伯母却自始至终绷着张脸，她像童话里的后母，对着青春期的姐姐说：“我们挑我们的，也不用客气。”

　　后来我才知晓，大伯父自幼逃学，大字不识几个，到台北之后四处谋职，也只能到工地打打零工，生活其实并不宽裕。但为了体现善尽地主之谊的热情，他领着我去逛终年难得逛一回的百货公司，购置必须花费竟月工资的衣裳，此举自然令另一半不快。这是大伯父粗拙爱心的表达，在霸气、阔气中掩藏着不愿被人瞧不起的辛酸。

　　大伯父的另一半后来因豪赌而债台高筑，两人最终离婚。此后，祖母与大伯父的关系愈加败坏，大伯父也难再回金门。拖到五十开外，经人介绍，大伯父娶了第三任太太。我的新伯母行动不便，约莫正因为如此，才委屈嫁给年岁已大犹居无定所的大伯父。尽管如此，夫妻俩仍生了个儿子。大伯父老来得子，自然甚感安慰。记得当年与小堂弟初次谋面时，他已是活蹦乱跳的年纪，大伯父不改一贯爱教训人的习气，扯开大嗓门对着我说：“你是姐姐，要好好教导、照顾你这个弟弟。”我心里嘀咕着：我们极少有交集，年纪又差那么多，到底该如何照顾他？然后想起我约莫也是这般年纪时，当时膝下尚无子的大伯父回到金门，带着年幼的我到文具店，我挑了款色彩缤纷的铅笔盒，大伯父大方地从架上取下另一个，说是也给妹妹买个礼物。“妹妹刚刚才买新铅笔盒呀！”我说。没料到大伯父为此狠狠训了我一顿：“只给你买礼物，妹妹就没有？做姐姐的不能这么自私。”当着文具店老板的面被训，我噙着眼泪，心里充满了被误解的委屈。

　　大伯父对自己的孩子，约莫也将以这般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吧？不给解释机会，毫无通融余地，强制灌输自以为是的道德观念。看着天真的小堂弟，我暗暗为这孩子担心。然而，此去经年，直到堂弟念研究所了，生疏的亲人才在婚礼场合重逢。十余年间，我曾听闻大伯父屡次向亲友借贷。他们一家迁徙多地，父母曾经到三重、板桥、芦洲等处探望过他们。每逢开学季，父亲也会从金门邮汇款项，资助小堂弟上学。作为子辈的我们，无论如何不愿与上一代亲族多有接触，因为教训是永远听不完的，麻烦是永远不会终止的。

　　而大伯父仿佛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无论是外貌，还是行事风格。多年后，当我终于循址来到陌生的居所，见到久未谋面的伯母时，一切恍如昔日。伯母戴着墨镜坐在桌前，手不停歇地折着纸莲花，她对来者哭诉大伯父临终前的种种负气行径，那完全是率直鲁莽的。我在临时设置的灵位前拈香。照片里的大伯父，除了两鬓微霜之外，那皱纹深刻的额头、炯炯的双眼、黧黑的脸庞，与印象中并无两样，脸部粗硬的线条在修饰下，反而添了几分慈祥。然而倏忽间，他已成为被祭拜的对象。只是灵堂里少了念诵佛经的超度，也不闻哭天抢地的号啕。

　　午后这临街的家是安静的，伯母因眼疾之故，行动不便，显然无法经常走亲访友，大伯父晚年亦罕出门。多年来，这一家子大概过着默默在底层挣钱、谋生活的日子，在城市与城市不为人知的边角，他们缓慢而认命地移动；在债主与债主交替临门的缝隙，他们谦卑而侥幸地找寻生机。我在沉寂喑哑的空气里，勾勒着大伯父晚年的身影，揣想旧时他行走的足迹。我想到我们这些大伯父口中的“读册人”，总是呐喊着要关怀弱势群体，在需要捐款、捐助物资的时刻，慨然共襄义举；我们认领偏乡贫国的孩子，按月接收他们的信件与近况报道照片。然而，如果身边就有一名穷亲戚，如此真实、如此迫近地存在于生活视野里，我们又会如何对待？不，不要找上我，我不想被牵扯。我们对其敬而远之，如看待瘟神般。

　　大伯父半辈子为生活所迫，辗转于餐厅、妓院等场所打杂，经年担任洗碗工、清洁工，年纪一大把终于娶妻生子，在台北都会区的底层打拼，年老体衰后退休。在这样的劳动生涯里，大伯父的交际网络终究只能如此贫薄：亲人少数，友朋三名。告别式最终，我们绕棺行走，看到的是大伯父瘦小的遗躯，仿佛象征着他在人世的渺小存在。礼仪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再叮嘱着不要回头，顺时针往前绕行。是啊，如此畏惧被牵缠的我们，怎敢回首？

　　还记得家中始终保留着小堂弟幼儿园的毕业照，那是大伯父多年前郑重从台湾寄回，作为家族命脉传承的隐形宣告。虽然幼年离家、养母不欢、家族殊少闻问，但大伯父晚岁屡屡返乡扫墓，也在金门四处走逛，寻儿时欢游之友、旧时戏耍堂屋。所谓叶落归根，父亲说，若有任何线索，大伯父亦必将去厦门寻他的坎坷身世。

　　然而一切无非徒劳，最终大伯父没有生身血脉的消息，没有养父母的疼爱，也没有赢得晚辈的敬重。人说生死哀荣，但在大伯父身上，我看到的却是生命的轻贱、枉然与命定。想起大伯父故去后，伯母曾表态，希望我们帮忙“作旬”。母亲在电话里询问我的意愿，并且略作暗示：“大伯父膝下仅有一子，人丁单薄，若你们不去，场面会很冷清。”“不要啦！我们跟他又不熟，而且这样很假呀！”我记得当时，自己以没有情感基础、虚应故事的仪式不具任何意义为由，断然拒绝。

　　唉！如果你也有一名穷亲戚，在情感、道德与伪善之间，这门世间功课，究竟该如何落笔？

　　（曼 凡摘自九州出版社《那些无言的离别忧伤》一书，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