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疙瘩棉花，摊开，把一块缀满蚕子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奔进教室，坐在课桌旁，把书本打开。

　　老师驼着背走进来，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其他年级写字，二年级上课。”

　　老师把一张乘法口诀表挂在黑板上，领我们读起来：“一六得六……”

　　我念着，偷偷摸一下胸口，那软软的棉团儿，已经被身体暖热了。我想把那棉团儿掏出来看看，但瞧瞧老师，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一节课后，我跑出教室，躲在房檐下，展开棉团儿，啊呀，出壳了！在那块黑麻纸上，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一动也不动。我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轻轻放到早已备好的小铁盒里。再一细看，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伸出黑黑的头来，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吃力地蠕动着。

　　上课的哨声响了。

　　“二年级写字。”

　　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我揭开墨盒。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出壳了，千万可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棉团儿来。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我取出鸡毛，揭开小铁盒。

　　哐，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眼里直冒金星，我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老师背着双手，握着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乱中，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

　　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一下踩扁了那个小铁盒；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子儿的棉团儿。我立时闭上眼睛，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过了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一、二年级被分给他教了。

　　他很年轻，站在讲台上，笑着介绍自己：“我姓蒋……”捏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四十来个学生的小学，之前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自报姓名，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

　　那天，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桑叶，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脸上擦出血了。

　　“你干什么去了？脸上怎么弄破了？”蒋老师吃惊地问。我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他牵着我的胳膊走进他住的小房子，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

　　“怎么弄破的？”他问。“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

　　他高兴了，笑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而好奇的光彩，“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他领着我们满山沟跑，摘桑叶。有时候，他在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箩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它要网茧儿咧！

　　老师把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个小方格，把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

　　“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兴得像个小孩，“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盒，就看见你们了。”

　　可没过多久，老师却被调走了。他说：“有人把我反映到上级那儿，说我把娃娃惯坏了！”

　　我于是想到村子里的许多议论来。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闹，没一点儿先生的架势嘛！失了体统嘛！他们居然不能容忍孩子喜欢的一位老师！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教师的大会上，意外地碰到了蒋老师。他的胸前挂着“三十年教龄”的纪念章，金光给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增添了光彩。

　　我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

　　哪能呢？我告诉他，我中学毕业以后，回到乡间，也在那所小学里教书。当老师的第一个春天，我就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一张丝片，铺到墨盒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都带着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丝”。

　　蒋老师把丝片接到手里，看着那一根一缕有条不紊的金黄的丝片，两滴眼泪滴在了上面……

　　（林冬冬摘自广州出版社《陈忠实文集》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