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含笑大我一岁。他父亲是军医，家里自然医书成架，这让他有了骄傲的资本。一个下午，太阳晒人，我们钻进他的小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几句。他忽然发问：“男生和女生有什么不同？”我答得飞快：“女的头发长。”他仰天大笑。笑声没停，他就捧来一本医书，说：“你自己看吧。”天哪，我就这么被启蒙了。上高中后，我每天放学照例去找他玩。他的小名没变，还叫“三儿”。他母亲说：“三儿明年要考大学，以后你别来找他玩了。”逐客令一下，我一年看不到三儿的影。他上的丰台三中是一所普通的中学。听说他要考北大，有的老师哼着说：“也不拿镜子照照。”

　　考完以后一发榜，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是东大街六号院的第一个大学生。喜讯传来，我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母亲下了死命令，要我效仿三儿，考上大学。从那个假期开始，她也给三儿下了逐客令。母亲们发狠是不计代价的——你有儿子，我也有儿子；你儿子当班干部，我儿子第一批入团；你儿子学小提琴，我儿子也要拉；你儿子上大学，我儿子也上大学；你儿子没生儿子，我儿子也生个女儿。拼到这儿，母亲们拼不动了。

　　上了北大的三儿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听不懂的话在他嘴里增多了，凡事都压人一头。一次，我说起《荷塘月色》，他不动声色地说：“那荷塘就在我宿舍前。”（编者注：此处为调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写于清华大学）我写了一首诗，他看也不看，随口吟出同学的新诗：“信手摘一朵勿忘我，又轻轻地把它揉破……”更气人的是，有一次，他家里聚了一群男女，他母亲指着他们，高声介绍说：“都是北大的。”

　　我去找别的玩伴，他们层次实在低。一个伙伴投我所好，写了一首诗：“赤脚医生下乡来，替人看病除忧愁……”我说：“诗必须押韵。”他一下子就蒙了。我只好举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个‘闲’听上去是不是像‘难’？”那个伙伴恍然大悟，伏在案上，一袋烟的工夫，将诗改成“赤脚医生下乡来，我们欢迎他们来。他们为了我们来，为了我们看病来”。我们只好改为酒肉朋友，再不以文会友。

　　我心里明白，这样下去，我和三儿他们“崛起的诗群”的距离会越来越大。

　　我开始对考大学产生兴趣。三儿家我不去了，引得他好奇心大增，周末回家非要看看我在做什么。他的“狼子野心”被我母亲识破——他无非是想耽误我的时间。他被逐了出去。经历过“文革”的母亲叮嘱我：“对这样的人防着点儿。”母亲那一代人敬奉的信条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无所顾忌的年青的一代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

　　20年后，阴差阳错，三儿和我成了同事。屏幕上打出的名字“海啸”，就是当年的三儿。同在《实话实说》，他做策划，我来主持。许多观众喜爱的节目如《郭大姐救人》《噩梦醒来是早晨》《我的儿子太潇洒》，就是他领衔策划的。

　　有时，我得了便宜还卖乖，高声喊：“看啊，广院的管北大的，新闻系的管中文系的。”三儿不能把我怎么样，也告不倒我，没人诬告的日子真好。其实，早在1981年夏天，我就和他平起平坐了。那年，我已经接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三儿和我悠闲得找不着北，共同回忆起小学暗恋的女同学。我暗恋的那个，名没记住，姓也忘了，只剩下一个印象——漂亮。到底是大一岁，三儿把他暗恋的那个女孩记得特别清楚。一刻也没耽误，我们回到良乡，七拐八问，终于觅到那女孩的踪迹。上了一个高门台，三儿文质彬彬地刚一发问，一条恶狗便扑了出来。我俩掉头便跑，春心全无，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后来，那女孩出来，轻轻一唤，恶狗变了个样，轻摇尾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进入家中，那女孩招呼我们坐下，手里没停，一直搓洗着盆里的衣服。她就是一个普通的黑黑的农村女孩。三儿那天很亢奋，回去时一路讲着美的哲学意境。

　　前两天，我们一起开策划会。三儿坐在我对面。阳光一闪，我看见了他头上夹杂的白发。这样的朋友真是面镜子，我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脑袋。三儿考我男生和女生有什么不同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弹指一挥间，白发上了两个人的头。有朋友相伴，日子过得飞快。工作中，三儿从不用我催，原因很简单，“一寸光阴一寸金”，三儿整整比我少一寸。

　　（余 娟摘自华艺出版社《不过如此》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