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时，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小时候不懂大人的世界什么样，等自己成了大人，那些小小的问题，还需要再问吗？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母亲。有一次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一直盯着那片池塘里绿色的水纹，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停止，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在心里欢呼雀跃，表情却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

　　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从此不再相信她。但也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地活，是多么艰难的事。

　　我以为自己是恨过她的，但根本就没有。对别人都不会有，何况对她。在我那奇怪的童年，脑海里被混沌与奇思异想充斥着，没有恨意成长的空间。当然也没有爱，不知道爱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活得像棵植物。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10多年的时间，她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有同学问到我父亲、母亲，我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我就会淡淡地说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我盼望母亲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她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我脑海里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的时候，我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我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锃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慢慢地，我明白了母亲并不是一点儿也没关注过我。每年我去她住的那个村庄给我父亲上坟的时候，她都会躲得远远的，在某一个角落里看我一眼。而我不知道她在那里，或者，就算知道，也装作不知道。

　　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我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家庭话语权的我，开始做一些关于自己的决定：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母亲像个慌里慌张的孩子。她包着头巾，衣着俭朴，略显苍老。我喉咙干涩地喊了声许久没喊过的“娘”，妻子则按城里人的叫法喊了声“妈”。母亲显得紧张又扭捏，想答应，但最终那声“哎”没能完整地说出来。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扯，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随便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

　　客人散去，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我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个没事人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她仿佛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妻子跟我说：“有你妈在真好，别让她走了。”我说：“好。”但在母亲面前，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25岁那年，我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她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为她养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团聚。

　　那段日子很苦，母亲跟着我们在暂住的村子里搬来搬去，但是大家都很开心。母亲教育孩子还是用农村的那套老办法，把她不到一岁的孙子宠得不像话。我常奚落她：“别把我儿子宠坏了！”

　　“小男孩哪有不调皮的？越调皮越聪明。”母亲总是坚持己见。

　　儿子学会了叫爸爸、拍手、再见、飞吻等活儿，自然叫得最熟练、最亲切的是“奶奶”。每到此时，她都异常高兴，从来没见她这么开心过。她有很多民谣，如：“宝宝要睡觉喽，奶奶要筛稻喽。”几乎每一首都和奶奶有关。

　　有一次妻子略带讽刺地跟我说：“瞧你，在你妈面前还撒娇呢。”“有吗？”“有。”“不可能。”“真的有，别不承认。”我仔细回想了以后，还是不承认有。也许只是觉得生活有趣，显得过于乐观了一点而已。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们了，但又一次的分别摆在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还有一个女儿需要照顾。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

　　母亲坐上出租车，脸上恢复了那种严肃的表情。她不看我，话也不多，无非是说少和媳妇吵架，少喝酒，多带儿子玩之类的。我尽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又是漫长的十几年过去。时间过得太快，我忙着生活，忙着追名逐利。每年能够见到母亲，就是春节期间。我带着两个孩子，按惯例去给他们的爷爷上坟。母亲会过来，在堂弟家门口，看看她的孙子和孙女。当年她带过一段时间的孙子，如今已长成一个1.75米的大块头。在那短暂的半个多小时里，妻子、孩子与我的母亲，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那样，平静又愉快地说着话，笑着，拍打肩膀，拥抱，再不舍地告别。我在远一些的地方看着，并不凑上前去。还是不知道该和母亲说点什么，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了吧。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的时候不得不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透过窗户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开始无声地流泪。

　　（步步清风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8月4日，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