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是中国古籍中的叫法，现在的通用名是卡利卡特或者科泽科德。古里位于印度西海岸，从这里往西，可以直航非洲和阿拉伯；往东，可以前往东南亚。古里既扼东西方海上交通之要道，自身又盛产香料，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就是一座海上重镇，获得了“香料之城”的称号。在航海史上，古里有一个传奇的历史——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两个顶级的航海家都来到这里，又最终都死在这里。这两个航海家，一个是达·伽马，另一个就是郑和。
郑和与他的船队
郑和的身世其实颇为凄惨。他原名马三保，是云南的回族人。他的家族也算是高门大户，父亲还亲自去过麦加朝圣，在当地很有声望。但后来明军灭元，南征云南，郑和家就倒了霉。他父亲死于战乱，10岁的郑和也被捉去活活阉割。郑和从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少爷，转眼家破人亡，沦为太监，其间的种种屈辱与苦楚，令人难以想象。后来因缘际会，郑和进入燕王府，慢慢成了朱棣身边的红人。等燕王起兵，建文逊国，郑和也跟着发迹，做了内官监太监。不过据说郑和的相貌很武猛，行如虎步，声音洪亮。永乐帝挑选船队统帅的时候，郑和这种威武的相貌似乎就起了一点作用。
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着一支庞大的船队出发了。
郑和下西洋这件事，很多地方都扑朔迷离，争论很多。对船队的人数，大家没有多大异议，比如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全体人员是27800人。此后大致保持这个规模，变化极小。船只的数量和种类也没太多争议。还是以第一次出航为例，郑和船队有5种船：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共计208艘。
但是船有多大呢？这方面的看法尤其不统一。大家最关心的是最大的“宝船”。按照传统说法，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这个数字出自《瀛涯胜览》一书，其他资料都是从此处援引。但是很多研究者并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主要是因为这个数字太大了。它折合成现在的长度大约长138米，宽56米。木质帆船超过90米就大得很不妥当了，在结构应力上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在海浪拍击下更容易变形。138米长的木帆船，多少让人有点难以置信。再说，不少学者认为这个长宽比不合理，觉得这样的船在海上运转起来太不方便，速度也上不去。还有专家出来考证，认为原本《瀛涯胜览》里是没有这个数字的，直到嘉靖年间才有好事者加进去，所以完全不可信。
但是拥护者也有不少，他们也提出了很多理由。关于争论的细节，这里无法仔细罗列。但是各方的意见实在是差别极大，比如南京博物馆考古专家王志高认为宝船排水量超过两万吨，台湾海洋大学教授苏明阳则认为排水量只有1000吨左右。
如果我们相信郑和的宝船是两万吨巨轮，那确实太震撼了。如果我们采纳最小的1000吨，郑和的宝船就没那么神奇了。
总之，在研究者的讨论中，郑和的宝船就是这样忽大忽小，神奇莫测。
船队是怎么航行的
现在船只航行需要实时了解自己所处的经纬度。可是在郑和那个时代，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经纬度呢？测纬度是有办法的，这个比较简单。北极星几乎就在地球自转轴的正上方（有微小的偏差），你只要测出它的仰角度数，就能够判断出自己所在的纬度。
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无论是欧洲人、阿拉伯人，还是中国人，就都会测纬度了。他们用的具体工具有差异，就像欧洲人用航海星盘，中国人则用牵星板，但它们的基本原理是差不多的。郑和的牵星板并不复杂，就是用一个木板放在跟眼睛水平的位置，眼睛和木板的距离固定，然后抬头看星星。配套的木板是严格标准化的，一般是12块，分别称为“一指”到“十二指”。如果还看得见星星，就换一个高点的木板，如果看不见了就换一个矮点的木板，直到木板的边正好对着星星。从木板的高度就能推算出星星的仰角，从而知道自己的纬度。当然，郑和并不需要真去用木板高度去算仰角，他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纬度的概念，但是他只需要记住现在的位置是几“指”，对他来说就够了。郑和的《过洋牵星图》里都是这样的记载：“丁得把昔过洋看北辰星七指平水。”翻译过来就是：我在丁得把昔这个地方，测北极星时用的是第七块木板。
但是经度就测不出来了。当时全世界的航海者都不会测经度。那怎么航行呢？郑和用的办法是循“针路”而行，这个航海办法并非他的首创，可能宋代就有了。
要解释“针路”这个概念，可以先看一下《郑和航海图》里的记录。比如下面这一段：“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船收木骨都束。”这是什么意思呢？
“庚酉针”比较好解释。当时人在罗盘上用子丑寅卯这些字指示方位，所谓庚酉针，就是西偏南262.5度。比较费解的是这个“更”。“更”本是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后被用于航海，成为一个重要的航海术语。每一昼夜分为十更，“一百五十更”就是15天。但这个没有意义。今天风大，你往“庚酉针”方向开15天到了，明天风小，我开15天还在海里呢。所以这里的“更”就不是单纯的时间，而必须加上一个前缀：在标准航速下，开一更天的时间。标准航速怎么确定？说起来办法颇为简陋，就是让一个人站在船头，向海里扔下一个木片，同时用一种固定的步速往船尾走。如果走到船尾的时候，木片也同时到达了船尾，这就说明船是标准航速；如果木片还在船的中间，就说明是半个标准航速，这时候船开两更，才能对应针路上的一更。所以上边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船从官屿溜（现在的马尔代夫）出发，往西偏南262.5度方向开，在标准航速下开15天可到木骨都束（现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
郑和船队航行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但真执行起来，光是测量航速，就需要大量的、烦琐的工作，而且帆船一旦被风吹得偏离航向，就需要重新计算，重新调整，其中不无风险。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坏血病。人如果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和水果，体内缺少维生素C，就会得坏血病。这个问题让欧洲航海家特别头疼。还是以达·伽马为例，他的160名船员里，据说最终死于坏血病的多达100多人。但是郑和船队里似乎没有关于坏血病的报道。这是为什么呢？有人做出了种种解释，比如郑和带了大量豆子，在船上发豆芽给船员吃。也有人说是跟中国船员习惯喝茶有关。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于非洲和印度，也走过郑和走过的很多航线，但也没听说他们大量死于坏血病的。饮食习惯可能确实是避免坏血病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一个因素，那就是达·伽马、麦哲伦他们中途无补给的连续航行时间更长。
七下西洋
西方殖民船队往往是富有高度攻击性的，手段非常残酷。相比之下，郑和船队则表现得相当文明。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海域，郑和没有强大的对手。欧洲人还没有出现，德里苏丹国和帖木儿帝国则已衰落分裂，其他小国更不足为虑。可以说，郑和统率的是一支无敌舰队。但是郑和没有怎么使用武力，7次航海中，只发生了3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一次是剿灭了某个华人海盗集团，一次是卷入了苏门答腊的内乱，一次则是途经锡兰时，锡兰王派兵进攻船队，结果被郑和俘虏解送中国。按照《瀛涯胜览》的记载，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完全是一派喜气洋洋的场景，首领欢迎，商人满意，群众拥护。为什么明朝人和欧洲殖民者的表现会如此不同？这是因为在本质上明朝人更文明吗？有这个可能。明朝人从没有像葡萄牙人那样渴望占据海外领土，建立商业殖民地。他们没有使用武力的需要，因此他们的行为也就更加自然和文明。
和以往的某些说法不同，郑和船队并非单纯为了“宣国威于海外”，而是出洋做“散财童子”去了。他们很热心地做贸易，对价格也很敏感。比如他们在古里的时候，就和当地人讨价还价长达一两个月之久。郑和用瓷器、丝绸之类的货物换回了很多海外异珍，比如胡椒、苏木、龙涎香、玛瑙、珊瑚等等。他甚至还给皇帝弄到了几头长颈鹿，大家都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麒麟，永乐帝就留下来当麒麟养。这些记载都很有趣，但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有一件事我始终觉得有点困惑。郑和他们对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留下了详细的记载，但始终没有提到过这样的问题：大地到底是什么形状？在海的那边还有什么？
郑和跨海10万里，航程直到索马里，但非洲大陆是何形状，眼前的陆地之后又有何海，记录中从没有谈过，也没有猜过。从这个角度上说，郑和是旧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航海家，而不属于新时代。
再也没有第八次
郑和为什么下西洋？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答案，比如寻找建文帝，比如实施对帖木儿帝国的战略包围，比如扬威海外，比如开拓贸易，比如震慑倭寇等等。这个问题有这么多答案，正说明了在它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强烈的需求推动，大家都不太确定郑和为什么下西洋。也许正因如此，在郑和死后，明朝就再也没有派出过新的船队，而葡萄牙人的船队却前赴后继，一波又一波地前往亚洲。
明朝官僚阶层反对郑和远航。成化年间，皇帝派人查阅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甚至把资料藏匿起来，不给皇帝看。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事实上他的估计还是保守了，根据明朝笔记《广志铎》的记载，郑和下西洋带走700万两银子，最后只剩下了100多万两。如果加上造船等前期费用，所费肯定不下千万两白银。但是郑和下西洋就没有收益吗？当然有。先不说给皇帝带来的珍宝，郑和的远航对民间经济也是有推动的。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里就说，郑和下西洋导致“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当然他写的是一本记录海外交往的书，在这方面也许有溢美之词，但是郑和下西洋对明朝经济的刺激肯定是相当强烈的。再说他还带回来那么多海外珍宝，那些珍宝又到哪里去了？
问题是，它也许对明朝整体经济有益，但在朝廷的财政收支表上，郑和船队就是个巨大的赔钱货。对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来说，政府直接从大航海中获得收益，对政府来说这是个赚钱的买卖，所以对此格外起劲。但明朝政府却不能从大航海中直接获得财政收益，户部看到的就是赤字。你可以讲大道理，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皆富，政府安能独贫？可是那种曲折隐形的收益，怎么能弥补眼前账本上的巨大亏空呢？你也可以指出皇帝的库房毕竟多出了许多珍宝，可是这些珍宝又如何转化为政府财政收支表上的收入呢？
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在郑和之后，中国船队确实撤出了印度洋，那里的贸易被阿拉伯人控制。在东南亚，中国人却变得更加活跃，甚至建立了很多固定据点，但最终他们还是遭遇了灭顶之灾。新时代里，游戏规则已经不同，海外开拓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武力做支撑，而明朝政府没有从中得到巨额收益，也就不会派出船队去保护商人。万历年间，西班牙人发动了马尼拉屠杀，上万华人遇难，从此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力量一蹶不振。明朝政府对此完全无动于衷，这个决定两国海外力量对比的大事件似乎跟政府毫无关系。
郑和和达·伽马，这两位都死在古里的航海家，一个指挥着两三万船员、200多艘船只，另一个则不过几百人、4艘船。但是未来属于达·伽马，而不是郑和。在达·伽马船队的背后，是葡萄牙整个国家上下一心的财富欲求，而郑和远航的动机却含糊暧昧，更多的是靠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在推动。也许正因如此，古里才成为葡萄牙在亚洲的发轫之处，大明王朝在印度洋的终结之地。
（芊 芊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本刊有删节，于友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