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一种有前菜、有主菜，慢条斯理佐以餐酒，最后还要以甜食咖啡作结的“慢食”从此濒临灭绝，那么还有什么“美好生活”可言呢？

　　意大利中部的文艺复兴古城佛罗伦萨，市中心华丽炫目的大教堂背后的巷子里，有一家喧哗的小餐厅。这家餐厅名叫“不拘小节餐厅”，我手上有几本旅行指南都介绍到它。这里每天挤满当地的食客，并且不接受订位。

　　我们绕过游客如织的大教堂广场，拐进古色古香的鹅卵石马路，在窄隘的街道旁，一个狭小的店面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探头去看，餐厅里欢声笑语，香气四溢，墙上挂满奇安提酒造型独特的大肚空瓶，以及一条条大火腿和大香肠，粗朴的木桌木椅，厚重的陶盘陶碗，服务生全是穿着围裙的胖妇人，真是不拘小节的家常餐厅，我一看就知道，是它了。

　　排队的人太多，让人不耐烦久候，我进门问了他们的营业时间，决定错开高峰时段。我们沿路走向河边，走到著名的老桥逛了一会儿才回来。已经快下午两点半了，店里还有满满的客人，但排队的只剩两三人了。很快我们就等到位子，坐定以后，我们从一张印满菜名的桌巾纸上，点了一瓶奇安提酒、烩牛膝盖、西红柿煮牛肚、饺子面，还有各式各样令人垂涎欲滴的前菜。我注意到稍早坐下来的邻桌食客，一位身材瘦削、古铜肤色、唇上蓄须的乡村士绅，他一个人点了不少菜，开了一整瓶奇安提酒，沉默不言，慢条斯理地品尝着每一道菜与面食，但桌上那瓶酒一动也没动，主菜都上了，杯子还是空的，难道他是忘了吗？

　　我在一旁替他着急，但他仍旧是不慌不忙。终于，他吃完主菜盘中的最后一块肉，并撕下一块面包把酱汁抹干净，然后举手向服务生要了咖啡，才回身取瓶倒出第一杯酒——他没忘，他只是有自己的顺序。他喝完一杯酒，在杯子里倾注第二杯，又去品尝刚端上来的咖啡，他一口干了小杯浓烈的意大利咖啡，满意地叹了一口气，才握着第二杯艳红色的酒，闭目养神，陶醉似的小口小口啜着来自卢芬娜的奇安提。

　　我正若有所悟的时候，瘦小结实的意大利乡绅已经结账起身，推门而出，留下了大半瓶的奇安提。

　　啊，这就是了，这里头似乎有一种从容、节制的生活态度，一种自然流露的人与生活的关系。奇安提酒本来就比柔顺纯良的法国酒狂野一些，果皮里的单宁酸还散发着野草般的刺激之味。先把酒打开，不仅可以让它沉淀一下杂质，也可以让它充分氧化，变得柔和顺口，这就是那位乡绅不碰刚开的酒的原因。但剩了大半瓶的酒又是怎么回事？奇安提酒来自托士卡尼的奇安提区，是一种大众化的餐酒，高级昂贵的奇安提固然也有，但这种大肚瓶包着草篮的奇安提，在杂货店里只卖不到100元台币（约20元人民币），小餐馆里卖200多元台币（约40元人民币）。如果小酌两杯是最美味也最合适的量，那又何必勉强喝完整瓶呢？

　　意大利人享受生活，不愿为生活所囿，由此可见一斑。美国人的快餐大举进入欧洲之后，意大利一些北方小镇上的村民发起一种“慢食”运动，“慢食”当然是针对“快餐”的概念而来的。意大利人不忍见快餐的扩散，让一种有前菜、有主菜，慢条斯理佐以餐酒，最后还要以甜食咖啡作结的“慢食”从此濒临灭绝。饮食如此，那还有什么“美好生活”可言呢？

　　“慢食”运动在欧洲悄悄蔓延开来，逐渐演变成有深刻文化内涵的“缓慢生活”运动。

　　这是一种对“全球化”的反省，如果全球一体的世界分工体系，带来的只有快餐文化所代表的效率、方便、年轻和经济利益，而没有历史、悠闲、品位与甜美生活，我们要高效率和全球化做什么？

　　（林夕梦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人生一瞬》一书，李晓林图）

　　一个人的餐酒 ？詹宏志

　　生 活·乐 活

　　克里斯是哥本哈根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那天，他的轿车轮胎爆了，他又没有赶上公交车，只好选择步行去上班。

　　走过熟悉的街口，他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正趴在垃圾箱上翻找着什么。垃圾箱对于老人来说太高了，老人踮起脚，上半身几乎都没在了垃圾箱里。过了一会儿，老人找出两个矿泉水瓶，放到了随身的袋子里。他的脸上沾满了脏东西，可是他顾不上擦，又奔向另一个垃圾箱。

　　克里斯以前从没留心过这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拾荒者，看着眼前的场景，他一阵心酸。再转过一条街，克里斯看到一个裸着上身的少年。少年和垃圾箱一样高，他几乎悬挂在垃圾箱上，克里斯很担心少年会掉进去。少年翻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但是他没有放弃，索性爬进了垃圾箱。几分钟后，少年冒出头来，他的手里多了几个白色的饮料瓶。克里斯发现，几乎每条街都有拾荒者，这其中有老人、儿童、妇女，他们个子都很矮，有的还有残疾。立在街头的垃圾箱就像一座座高山，等待他们去攀爬。

　　第二天，克里斯写了一份关于改造城市垃圾箱的提案，交到了主管城市规划的部门。克里斯这样写道：为了帮助生活在我们这座城市底层的人们，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发放生活必需品，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但是我认为，搞福利不应该仅仅是表面的救助行动，更应该让一些愿意自食其力的人得到应有的尊严。我考察了一下，在哥本哈根几条主要街道上的垃圾箱有1.5米高，我建议把所有垃圾箱的高度都降低30厘米，这样拾荒者就不会再灰头土脸了。

　　克里斯充满人情味的提案很快得到了批复。一个月后，降低30厘米的垃圾箱出现在哥本哈根街头。设计者别出心裁，不仅降低了垃圾箱的高度，还可以使之翻转，这样拾荒者很方便就能捡到垃圾箱里的东西了。

　　哥本哈根政府看似小小的举动感动了无数人，有人在社交网站上说，这名倡议者人格高尚，值得每一个人去尊重；还有人说，30厘米也许微不足道，可是从这降低的30厘米里，我们看到了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30厘米的距离让弱小者看到了自己没有被忽视的尊严。

　　（丁 伟摘自《辽宁青年》2015年第9期，Getty Images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