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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坐火车往返两地，每次在卧铺隔断里都能遇见整个车厢最淘气的孩子。
中国的父母经常误解“淘气”和“可爱”这两个词的含义。小孩大声喊叫，满车厢跑，声嘶力竭地哭闹，上蹿下跳，父母就在一旁微笑，放任自流，以为这就是孩子的天性，真可爱！
更糟糕的情况是，孩子一边闹，父母一边打。我见过一个母亲，直接打孩子的脸，孩子也顽皮得厉害，除了疼痛，毫无自尊受挫之感。打了一会儿，母亲也累了，孩子跑过来，抱着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最爱你了。”于是母子又相拥欢颜。
放任和暴力可能都出于爱，放肆和依赖也都是幼儿的天性，可这样淘气的孩子在成长中要被打上何种烙印，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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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一个小城市，自登上离家的火车起，就时时警醒，怕自己的言行招来“没教养”的评价。
小学三年级时迷上了说脏话，以为这里有组合词汇、描述细节和发挥创意的空间。十岁的小孩哪里懂男女之事，不过就是学大人样，把话往肮脏了说，把对方的远房亲属挨个点名。终于有一次，跟一个同学楼上楼下骂仗时被老师听到。
以为一定会被老师骂并请家长，忐忑了一个早晨。直到晨会结束，老师把我喊过去，轻描淡写地说：“你说这样的脏话要是被路过的人或者院子外的居民听到多不好，人家会怎么看待你？”
那次谈话后，我好像突然丧失了骂人的能力，最多也就是写文章时偶尔表达愤怒。这次和风细雨式的批评对我影响至深，那是我第一次有了“觉知力”——觉知到没教养绝对是件值得羞愧的事。试想如果她因为我骂人而骂我，我一定不会那么臣服，也不容易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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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听钱复和白先勇的讲座，两位先生差不多同龄，都是台湾有影响力的人物。
钱先生穿西装系领带，说的每个词都清晰准确。可能是做过“外交部部长”的缘故，他的语言极为得体。到底是“交往”还是“交流”，是“相识”还是“熟悉”，用词都一丝不苟。
白先生着长衫，是留美的小说家。许子东先生评价他时用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说他“从百年中国内忧外患到百年中文内忧外患”。白先生对现代中文有一种忧虑，在我看来，这种忧虑倒不是对华文文学的，而是因为中文语言的教养正在走下坡路。
我在台湾的半年经常遇到台湾人跟我对“暗语”：我去、你妹呀、擦、滚粗、威武……我每次都把这些语言视为一种侮辱，虽然他们的本意可能只是为了用一些他们认为大陆人常用的语言跟我拉近距离。我通常会正色地告诉他们，即便在大陆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说话，而且这种语言真的不美。
中文是一种很美的语言，它的发声方式、咬字归音、气息连贯使它堪称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如果一定要用一种阴阳怪调，内心鄙视嘴上却觉得有趣的语言来跟我对话，我会看破他的“敌意”，并坚决回击。
谦逊是一种教养，自尊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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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错爱，我受到过一些表扬。
课堂上，老师指着我说，你，韩国人；在台北，朋友说，你还真不像大陆人；在尼泊尔，有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刚工作的时候，领导说，你真没有在国外留过学？
我感激这些显而易见的表扬，但往往更愿意转个弯来理解。我来自中国，一个公共场合有人抽烟、餐馆和地铁里有人大声喧哗的国家；我没有留过学，我所在的学校，大家在图书馆占座位，也没人质疑学校损害学生尊严的恶行。
是的，我来自这里，也曾经想过离开这里，变得跟这里的人不一样。但在台湾的最后两个月，我渐渐明白，人必须有对土地的归属感，这将带来对身份的认同，人只有与孕育自己的土地相连才会有能量。
越是失望和疏离，越要用更多的爱绑定这种关系。显而易见，这种选择注定将面临无比艰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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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努力做一个有教养的人。西方和日本最值得尊敬的不仅是科技和国力，还有因教养而汇聚成尊严的社会氛围。
我路过地铁和火车站安检处的时候，看着行李从扫描仪里连滚带爬地翻出来，乘客要弯着腰去捡起来。一个有教养的设计者应该把这个台面提高40厘米，让每个人可以有尊严地拿起东西。
我在车站等地铁，听见两个法国人在聊天。他们用鄙夷的眼神看着突然插到他们前头的两个人，然后用一种很少有人懂的语言品评这件事，他们的嘲笑刺痛了我。我从来不相信一个外国人会像本国人一样爱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他们爱的是机会和GDP增速。
中国春秋时期就强调“礼”，那时候西方很多国家还在茹毛饮血。“不食嗟来之食”“慎独”“黄钟大吕”都显示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早强调教养的。教养是一种社会价值：照顾妇女，体谅周到，谈吐文明，举止得体，平静时保持微笑，危难时保持冷静，有爱的能力，重视家庭。泰坦尼克号沉船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在求生，那些看起来更能改变世界的男人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女人和小孩，那些可以独自逃生的妇女选择把人生最后的时刻留给爱人，那些有教养的老夫妇选择长眠海底，那些工作人员选择在沉船上坚守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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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跟贫富无关。飞往法国的头等舱上也有没教养的行为，偏远乡村田埂上的人们也知道礼义廉耻。
所谓教养，简单地说，就是不管你的出身和背景如何，都努力做个更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