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森先生一直想拍爱情题材的影片。他一生最中意的电影有两部：一部是法国导演梅尔维尔的《独行杀手》。《英雄本色》中，周润发风衣墨镜，时而翩翩起舞，时而杀气腾腾，那扔下报纸面无表情走过天桥的一幕，正是吴宇森向梅尔维尔镜头里的阿兰·德龙致敬。另一部是《日瓦戈医生》，由苏联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讲十月革命前后，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相爱，最终仍不免分手的故事。对吴宇森而言，这样的爱情是终极浪漫。

　　在结婚将近40年的时候，吴宇森想拍一封写给太太的情书，因此有了《太平轮》。

　　一

　　2011年，太太牛春龙最早发现吴宇森脖子右边肿起来一块。其时《太平轮》刚刚开始筹备，剧组搭好了景，吴宇森正要带队前往台湾看外景、挑演员。直到10月，吴宇森觉得耳朵不舒服，才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是淋巴癌第三期。牛春龙觉得，一开始吴宇森精神上根本不愿意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实。吴宇森也说：“那个时候我唯一紧张的事情就是我还能不能继续拍戏。”

　　肉体先于精神开始面对痛苦是在两次化疗后。2012年1月去美国手术的时候，吴宇森已经虚弱到只能坐轮椅离境。

　　切除癌细胞的手术需要在吴宇森鼻腔里插根管子，第一次没插对，一直插进了胃里，照X光时，医生发现吴宇森的脾脏和周围脏器太近，管子根本不能插，插进去人就不行了。最后还是用最传统的方式开刀，然后再把管子插进去，前前后后一共动了4次手术。

　　回忆病中的丈夫，牛春龙说：“他整个口腔都溃烂了，医生让我用棉花棒蘸着药往他嘴里抹，结果他的嘴一张开，我都不知道要抹哪里……”

　　2012年手术后，吴宇森又进行了6次化疗。期间让他心情最恶劣的一次是，一起合作多年的制片人张家振带着副导演来看他，告诉他《太平轮》项目暂停。

　　这是漫长的一年，而《太平轮》成了某种类似于求生意志的东西：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敢去想象有限的未来。化疗与手术结束后，他重回剧组，从开机到结束一共拍了260多天。

　　《太平轮》投资超过4亿人民币，是小马奔腾乃至华语电影在2014年的最大手笔。2014年12月2日《太平轮（上）》上映，当天，吴宇森带队在台北做宣传。晚上吃饭时，他问出品方负责宣传统筹的孙雪，票房怎么样。孙雪正在吃饺子，犹豫了一下，答，2700万。

　　二

　　这并不是吴宇森第一次遭遇挫败。

　　1973年，吴宇森进入张彻的片场，从场记做起。张彻很喜欢吴宇森，他勤奋、聪明，不多言语。

　　3年后，他已经专心地在香港帮嘉禾公司炮制“笑弹”。他对创作相当狂热，牛春龙记得两人去夏威夷度蜜月，只待了一晚，吴宇森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着回香港——他在来时的飞机上想到了一个剧本，说要立即回去写出来。这部戏是后来成为当年票房冠军的动作喜剧片《发钱寒》。但三四年后，吴宇森执导的同类喜剧片的卖座能力渐渐下降，票房与评论均不令人满意。

　　吴宇森从嘉禾转投新艺城电影公司，希望能拍不同类型的电影，未料后者对他的能力并不认可，吴宇森被放逐台湾。

　　落魄岁月，徐克救了他。1986年，由吴宇森导演、徐克监制并出品的《英雄本色》大获全胜，刷新了香港电影的票房纪录。

　　可失败很快又到来。1990年，《喋血街头》令吴宇森惨遭滑铁卢，而前一年他刚凭《喋血双雄》横扫票房，并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与最佳编剧奖。金公主电影公司老板伍兆灿欣赏吴宇森，为《喋血街头》砸下2800万，最终仅收回400万。

　　吴宇森至今还记得那场尴尬的首映礼。他们包下会议中心两个大厅，结果，“片子放了不到10分钟，有人出去抽烟了，有人去上厕所了，都不回来了”。吴宇森回忆，他找到伍兆灿说：“抱歉，灿叔，我让你赔钱了，我一定帮你赚回来。”而伍兆灿握着吴宇森的手说：“导演，没关系，钱可以随时赚回来，这是你拍戏以来最好的一部戏。”

　　第二年，吴宇森用两个月写剧本，随后完成摄制的《纵横四海》大获成功，为伍兆灿赚回3300万。

　　三

　　在人生起伏中，朋友间彼此帮扶的情义成为吴宇森最愿意讲述的人生往事。比如得到他高度评价的与姜大卫的友情。20世纪70年代初，他们相识于导演张彻的片场，姜大卫曾回忆：“John（吴宇森）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很时髦的。那时

　　候他头发很长，经常抽蓝色盒的法国烟，又喜欢喝酒，我们都以为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原来不是！他只是喜欢抽法国烟、饮法国酒又喜欢看法国电影而已。于是我们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唤他‘法国飞’。”

　　姜大卫当时已是巨星，吴宇森则是尚处微时、连邵氏宿舍都没有资格住的小场记。吴宇森回忆当年：“他（姜大卫）重情重义，不但把宿舍让给我，还让我没钱的时候就去找他，他总是用个竹筒装钱，我想借钱，话都不必多说，他就哗一下把里面的钱全倒给我。”

　　另一位是徐克，由其监制并出品的《英雄本色》是吴宇森的人生转折点。作为回报，吴宇森加入徐克的电影工作室，成为签约导演。但这样的合作没有持续多久，1989年，在拍完《喋血双雄》后，吴宇森离开徐克工作室，并拉走了时任工作室总经理的张家振做自己的制片人。由于当事人的沉默，“徐吴散伙”的原因很长时间里都不为外人所知。

　　10年后吴宇森在《志云饭局》里谈起徐克，第一次承认当时拍摄《英雄本色2》时两人因为创作理念不同而分开。

　　四

　　在香港拍片的后期，对自己作品强烈的控制欲让吴宇森时常处于愤怒之中。

　　吴宇森曾对他的传记作者、香港作家黄晓红透露：“我觉得做一个导演，就应该有做导演的尊严。我的每部作品，只有我自己最明白，所以不论是剪辑、配音，我都要亲力亲为。曾经有一位意见极多的制片人，总向公司说我的片应该这样剪那样剪，几乎要接管我的剪辑权。我气极了，一口气跑到他的办公室，拉起一把椅子就扔过去……那时候我也真够凶的，扔完就回到剪辑室去，手拿一根长棍，比棒球棍还要粗一点，站在门口说，任何人未经我的同意，都不得剪我的片，谁敢剪我的片，我就打谁！”

　　吴宇森的“御用”剪辑胡大为也讲过一段往事，佐证了吴宇森在剪辑方面的偏执。吴宇森喜欢坐在剪辑室里，一边旁观一边技痒，同时也不好意思当着剪辑师的面提出自己剪片的要求。胡大为回忆：“记得吴宇森有次说，喂，请你吃雪糕好吗？这样吧，你负责去买……我买完回来，看到他已经坐在那里剪片子了，我之前剪掉的20分钟，他竟然又接回去了。”

　　吴宇森是华人导演闯入好莱坞的第一人，这是他人生的一次转折，他首先要跨过的障碍是语言。与其同赴好莱坞的老搭档张家振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起，早在赴巴黎拍《纵横四海》时，就有福克斯电影公司的人邀吴宇森去洛杉矶见面，对方诚挚又客气，说看过他的许多电影，希望邀他到好莱坞拍戏，不知导演对此是否有兴趣。“吴宇森当时望一望地上，对他说No。大家一听，都傻了，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很尴尬。那人就说，那真不好意思，下次再合作吧。我们那么山长水远地由巴黎飞到洛杉矶开这个会，谁知道只花两分钟就结束了。我很愤怒，就问John，为什么要说No？他说对方讲话那么快，他根本就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他想只有两个选择，不是Yes便是No，便选了No，因为这样说比较稳妥。”

　　到好莱坞初期，拍摄现场需要翻译。吴宇森在好莱坞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终极标靶》，当时，男主角尚格云顿非常大牌，要和吴宇森平分剪辑权；后来拍《变脸》时，现场效果不对，每加拍一场戏，吴宇森都得自己贴钱。这些困难，他们都挺过来了。

　　张家振说：“我很佩服他，他非常用功，后来在台上用英文演讲都没问题了。”《变脸》大卖，《碟中谍2》当年全球票房第一，因为后者，吴宇森甚至成为好莱坞为数不多的“拥有最终剪辑权”的导演。

　　吴宇森和张家振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更自由了，当然也不缺钱，所以当吴宇森跟张家振提出他要回中国拍电影时，张家振根本没当真。2003年，张家振发现吴宇森在他好莱坞的家里看的是央视的节目。吴宇森说，他发现中国在进步，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发型、服装，讲话的风度一年一个变化。他说，他想拍三国，拍三国就得去大陆。

　　五

　　2007年吴宇森正在拍《赤壁》，张家振在上海碰到王蕙玲，两人商量要写一个关于太平轮沉船的剧本。结果《太平轮》成为吴宇森所拍的最艰难的一部电影，不是由于风格的转换，而是由于疾病的突如其来。

　　2011年的圣诞节，吴宇森一家是在台北医院病房里过的。3个孩子从美国飞回来，二女儿吴飞霞买了很多彩灯，把病房扮成办派对的感觉。吴宇森突然意识到，30年来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这样休息过，一天睡12个小时，无聊到盯着窗外的树看，发现一棵树也能长得如此漂亮。孩子们都在陪他、照顾他，他躺着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讲话，发现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听孩子们讲话超过10分钟。

　　孩子们还偷偷地进行了分工：大女儿尚方负责和医生联络，敲定每次治疗的时间，帮他填写各种天书般的表格；二女儿飞霞负责买药、取药，换洗床单，兼当厨师、秘书、司机，不知疲倦，如同侠女一般；小儿子义方每天下班后，给他讲笑话，帮他换药，天气好的时候还推他到院子里，为他理发。那时，他才知道：义方在他打工的那家咖啡店，刚刚升了副经理；尚方在教小孩子们念书；飞霞有个电影梦，不好意思跟他说，他差点有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我才明白，她（指太太）把他们教养得很好。”吴宇森说。

　　“吴先生大概以为小孩子是不用教的，天生就可以自己长好。”太太牛春龙开玩笑地说。如今，她为3个儿女感到自豪，她把他们教得懂规矩、勤勉，自食其力。她说：“从小，我就告诉他们，不要跟人家说你爸爸是做什么的，我不要我的小孩有（名声）这个便利，会傲慢。”

　　在采访中，吴宇森谈到了爱情。他说：“爱情，时间长了，会融化在生活里，但你要对她存有一份欣赏，要经常想起当初为什么会爱上她。”

　　吴宇森回忆起与太太初见的时刻。1974年，22岁的牛春龙来到张彻的片场学编剧，吴宇森则是张彻的副导演，正跟着张彻学拍“新武侠”片。“我当时是文艺青年，”吴宇森笑着说，“一看到她，飘着长头发，很纯朴，很天真，又活泼，就已经非常喜欢了。”

　　第一次约会两人去喝茶，聊起文学，他看到她手指上的红色指甲油，突然想起电影《雌雄大盗》里的场景，沃伦·比蒂故作自信地对费·唐娜薇说：“我不喜欢你的发型，可不可以改一改？”他也顺势演了一把大男子主义，对牛春龙说：“我不喜欢女生涂指甲油，可不可以改一改？”

　　“第二次见面，她先是把手藏起来，我们聊到差不多的时候，她忽然把两只手伸上来了，我一看，没有指甲油。”他被她的这个动作俘获了，他觉得她如此可爱，如此可爱地包容了他的幼稚。“我觉得那就是我想要的爱情。”吴宇森说。

　　癌症并没令吴宇森远离电影，在病况不明的那段时间，有一天，他在家里看了一部美国影片。影片拍得很差，吴宇森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如果就这样走了，他会非常遗憾。“我想我还没有真正地融入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感情。”吴宇森说。

　　（柳 华摘自《人物》2015年第8期，本刊有删节，东方IC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