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奥斯卡大热的电影《模仿游戏》改编自安德鲁·霍奇斯所写的《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谜者》，一个数学家为另一个数学家所写的传记，两个人都是天才，两个人都是同性恋者。

　　看完电影之后好几天我没法从那种说不清是生理还是心理的不适中走出来，《模仿游戏》的片尾字幕上清清楚楚写着图灵对人类的贡献：“历史学家认为，英格玛密码的破解使二战至少缩短了两年，拯救了1400万人的生命。”但在战后不到十年，仅仅因为是同性恋者，图灵就被指控犯有“明显的猥亵和性颠倒行为”罪，而被迫接受化学阉割治疗，最后在屈辱和挫败中吞下浸透氰化物的毒苹果（由于苹果没有被化验，这一点事后没能完全确认），年仅41岁。

　　在拥有大屠杀、大清洗和大饥荒的20世纪，图灵的死很难在残酷与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没有进毒气室洗澡，没有当众被斩首脑袋咕噜落地，没有吃过观音土饿成一张皮。不过是被注射了雌性激素，不过是影响了思考，长出了乳房。没有人要图灵死，但他只能一死。这个故事带给我最大的痛苦在于，它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一个我以为早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国家，一个一百年前约翰·密尔就写出《论自由》的国家。自1885年英国刑法修正案将男性间性行为定义为犯罪，至1967年，大约有4.9万名同性恋者依照英国法律被判有罪。这份冗长的名单中包括王尔德，他入狱两年，出狱当晚便前往法国，从此再没有回到故土。他的情人道格拉斯写过一首诗，名为《赞美羞耻》：“……我是羞耻，与爱同行……”

　　图灵喜欢王尔德。在二战中的一封信里，他引用了王尔德的诗：“人必毁灭他之所爱……懦夫献上轻轻一吻，勇者挥出锋利的剑！”图灵的剑就是如此，他以死亡换取尊严，在死亡中他表达了自己真正的内心：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谁能说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在众生昏迷了几十年后，一直到2009年英国首相布朗才对图灵案发表致歉声明，说“我们错了”。2013年，伊丽莎白女王为图灵赦免，以此对他前所未有的贡献表达敬意。

　　但这又怎样？图灵不见得需要来自权力的傲慢歉意。逮捕他的警察后来说过：“他是一个真正的异端……他真的相信他的行为无罪。”在被审讯的时候，图灵认真地向警察们指出，英国皇家委员会理应“将它（同性恋）合法化”，在给弟弟的信里，他也提到自己将要进行无罪辩护。在法庭上，和他一起在二战中为破解德军密码立下汗马功劳的休·亚历山大说，希望法庭释放图灵，因为他是英国国宝级科学家，曾获得大英帝国勋章。但我不认为图灵会喜欢这样的辩护，就像安德鲁·霍奇斯在图灵一百周年诞辰时所写的纪念文章中所言：“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才能被赦免身为同性恋者的罪孽吗？如果是这样，那多伟大才够资格？”我想图灵会说，我的无罪基于我理应无罪，而不是基于我的伟大。何况在当时，没有多少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一个怎样伟大的人，对他案件的报道远远多于对他死亡的关注，因为人们关心他人的私生活多过关心他人的命运。

　　如果认真读完《如谜的解谜者》，那种被电影敲打了两个半小时的痛苦会稍得缓解，因为图灵还有数学，这是他手中谁也夺不走的东西。被逮捕当天，他还在伦敦参加比率俱乐部的研讨会，并在会上大谈形态学，他稍后向出版社提交了关于黎曼函数计算的论文，并且计划在入狱之前解决曼彻斯特原型机实验的问题。图灵之所以在法庭提供的入狱和化学阉割两种惩罚方式中选择了后者，也是因为他想继续自己的工作。这一切正如霍奇斯在书中把图灵和奥威尔加以比较的那句话：“在他们的头颅中，都有那么几立方厘米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抵御外部世界的入侵。”几年前有一本书叫《牛津迷案》，书中接连出现了那些人类数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毕达哥拉斯、费马、志村-山谷、最终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图灵。书中有个魔术师说，数学和魔法系出同根，很长时间内保守着同一个秘密。图灵选择一死，很大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忍受化学阉割后自己创造能力的骤然减退，一如当不能使出Expelliarmus（除你武器咒），孤独的哈利·波特就不再留恋麻瓜世界。

　　最近一期的《纽约客》有篇长文写数学家张益唐，他关于孪生素数的论文于2013年5月被《数学年刊》采纳，在数学界引起震动，但在此之前，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已经年近60岁，一个对数学家来说几乎不可能再有任何成就的年龄。我对数学一无所知，但我在美国见过张益唐两次，我们有共同的好友，他就偶然被带到我们在纽约临时的家中。房间简陋，我去华人超市买了一大包洽洽香瓜子，一堆人不过是围着一张大木桌嗑了半天瓜子，喝20美元一两的铁观音。

　　见面前我偷偷搜索过他的名字，知道他博士毕业后多年找不到正式教职，最困窘的时候在赛百味打工，给中餐馆送外卖，写出那篇论文时他不过是一所不知名大学的临时讲师。但我们没有聊到这些，我们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邦，聊他如何在一个朋友家中的烧烤聚会时想到论文的关键思路。他跟我说，那篇论文有56页，全世界能顺畅看懂的人可能也就10个左右，语气平淡，却难掩骄傲。我努力从自己贫瘠的知识结构中搜寻出菲尔兹奖，问他：“你有可能得这个奖吗？”他说：“哦，不行，我太老了，菲尔兹奖只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后来我回了国，我断续看到关于他的新闻：正式成为教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数理科学组院士，获得柯尔数论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奖。我为他高兴，却好像也不觉得这些荣誉有多么了不起。我见到的那个张益唐老师，并不是靠它们构筑自己的生命，宗教大法官和《小夜曲》带给他的力量，也许会大于麦克阿瑟天才奖。我想到那个中午，纽约正值初夏，我们走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去吃台湾菜，经过那些开满粉红花朵的树，在喝猪肝汤的间隙，他跟我说，自己一直过得挺好。我相信他的话，虽然孤独的质数只能被一和自身整除，但他们另有一个完整宇宙，万事万物不过围绕着他们醉心于创造的灵魂。福楼拜在信中说过一句话：“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于文学，如同无休止的纵欲。”就是如此，有些质数沉溺于文学，有些质数沉溺于数论，对于他们来说，试图创造的人生本就是一场快乐的无休止纵欲。

　　凡·高曾反复画过自己生活的小镇阿尔勒，如今它早因他获得盛名。然而当年他在那里收获的只是驱逐，没有爱，没有尊重，孩子们在街头追逐他，用石头打他，在潦倒不堪的一生中，他只卖出了一幅画。有一次，父亲问他，万一永远都画不好怎么办？他说：“我只能冒险。”我多次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过凡·高那幅《星月夜》，但从来没有看清楚过，因为它面前总是围着厚厚的人群，每个人都想和它合影。凡·高不可能想到有这么一天。不管是生前还是身后的盛名，其实都抚慰不了那些已成定局的孤独落魄，但既然选择成为质数，他们只能冒险，无休止纵欲。

　　（小森林摘自豆瓣阅读《总而言之不醒》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