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我填过一份问卷，问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我当时认真地说了一通傻话：住在幽静的木屋里，附近有一面湖，湖水旁有草地。白天在湖边跑跑步，晚上倒杯啤酒坐在走廊上听蛐蛐叫。反正大致是瓦尔登湖的中国版吧。谁料没过多久，因为换工作，我有几个月没事干，真可以到乡间小住一阵。朋友把钥匙拿来，撂下我一个人在那儿修养身心，说是“换换脑子”。虽没有湖，住的也不是木屋，但确实幽静，也有大片的草地。不怎么有蛐蛐，但能听到远处村子里的狗叫。每天我都散步到几百米外的小卖部买点吃的喝的，然后端着易拉罐啤酒坐在院子里听狗叫。按理说，这是内省的好时机，离开紫陌红尘的喧嚣，擦拭心灵上的灰尘，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却是：“要是能上网该多好呀！要是能上网该多好呀！”

　　有过这段田园牧歌式的经历，我有时会纳闷：野花绿草很好看，但长年累月地看不会闷吗？大部分人应该还是会闷的吧。略萨的《情爱笔记》里有一个人物，当别人跟他描绘“牛群在芳香的野草上徜徉”之类的美景时，他生气地喊叫：收起牛群野草小木屋的这一套！没有了现代文明的衬托，那玩意儿有啥意思？“如果有一天，地球被摩天大厦、金属大桥、柏油马路、人工花园、岩石铺地的广场、地下停车场覆盖，整个地球都浇筑了钢筋混凝土并成为一座无边无际的球形城市（很好！到处都是书店、画廊、图书馆、餐厅、博物院和咖啡馆），我会举双手赞成！”听上去有点可怕，但如果非要选择的话，我也会选球形城市吧。

　　古代文人许多喜欢写隐逸诗，这个题材成了文学中的一种神话。很多士大夫当着官，也要写首诗表明一下心志，描绘自己的理想生活：摆脱名利场上的纷争，归隐田园，种种地，喝喝酒，何等快活？当然他们大多不种地，主要是看别人种地。但在他们的设想里，看别人种地也很快乐，“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话是这么说，真看多了也闷。人的思维需要外界刺激，尤其是经过高频度刺激的人，忽然被切断了刺激源，就容易处于麻痹状态，时间长了就觉得单调了。辛弃疾写了好多赞美田园生活的诗词，我就学过一首：“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生活真是押着韵的美好。可一旦朝廷有起用的意思，辛弃疾也顾不得看溪上青青草了，急吼吼地出发，“单车就道，风采凛然”。当然辛弃疾是为了报国、中兴，但设身处地替他想想，也未必就丝毫没有解闷之感。

　　除了田园，文学里的另一个神话是故乡，且经常和田园神话纠缠在一起。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写“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感叹一份曾经的美好在渐渐消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乡村开始凋敝，这是事实。但是很多感叹不是为了哀婉这个，倒像在构建一个关于过去的田园神话。如果过去真的这么美好，那我们这一代人都胡折腾了些什么啊？

　　也许就像一句名言说的：过去显得美好，不是因为它们真的如此美好，而是那时我们年轻。青春在某种程度上是残酷的，心理往往要像蛇蜕皮那样蜕下血淋淋的一层，才会成长。但另一方面它也不乏美好：那时的荷尔蒙浓稠得像化不开的烈酒，未来空旷得像走不到头的地平线，没有方向却充满力量。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都因新鲜而格外美好。我们感怀的从来不是真正的故乡，而是在故乡里流淌的童年和青春。

　　我的故乡是一个三线城市，每次回去多少都会发现它的变化。上学时走过的林荫路变成了专卖店，曾在夏夜里坐着喝汽水聊天的马路牙子也全无踪影，这当然会让我有些伤感。但这座城市没有沦陷，只是在成长——抛开了我，自己成长。我曾站在故乡中学的门口，看着从那里涌出的孩子，热泪盈眶。20多年前，从那里背着书包走出来的少年里，也有我。而我眼中沦陷的现在，正是这些孩子们拥有的青春。它何曾真的沦陷？

　　对于田园和故乡这两个题材，无论说得太多，还是说得太伤感，都容易流于虚伪。随着时间的变化，故乡再也不适合我了。就算老了，我也不会回去定居。我和这个城市相遇，然后分开，带着一些恨也带着一些爱，然后和它各自成长。这就是整个故事。就像奈保尔在《米格尔街》结尾里描写离乡时的话：“我步履轻快地朝飞机走过去，没有回头看，只盯着我自己的影子，而它就像一个小精灵在机场上跳跃着。”

　　（何 卓摘自《财新周刊》2015年第9期，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