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多年过去了，邱娅回想起儿子秋实被确诊为自闭症之前的那几年，感觉已经遥远得像一个梦：是的，他们是那么疲劳而迷茫;是的，他们是那样担心秋实是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的，他们不惜一切地想要让秋实成为一个“规范的孩子”——好在，他们还能随时听到秋实的歌声。

　　不论到了什么地方，一听到音乐声，邱娅总能想起年幼的秋实鼓着小脸唱歌的样子。不管是多难的歌，秋实听一听就会了，张开嘴就能唱出来，吐字清楚、声音洪亮。

　　“他很乖，很会唱歌，不像个有问题的孩子啊。”她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自闭症”这三个字的时候，她难以置信地去问医生。

　　医生说：“这个问题是一种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现在没什么办法医治，也不能吃药。”那是1994年，秋实7岁，刚刚上小学，邱娅带着他从华西医院走出来，马路上人声鼎沸。

　　邱娅知道，从那一天起，秋实不再是小神童或者小歌星了——他确凿无误地成了一个特殊的孩子，而她自己必须成为一个更不一般的母亲。

　　二

　　那一年，秋实才上小学，这本来草木风华的世界对他而言却变得格外狰狞。老师们说：“这个孩子你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吧，留在这拖后腿，全班的平均成绩都要降一降，我们怎么交差啊？”其他的孩子更是把他当成了受气包，下课了或放学以后，蜂拥跟在他后面，笑他、骂他，甚至扔东西打他。

　　邱娅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不能把秋实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把他送到那去，跟养个小动物有什么区别？他是人，虽然特殊一点，却是一个普通的人。”她坚信这一点。

　　她和丈夫到学校去，一次次跟老师沟通，解释秋实的情况，并做出各种保证。终于，秋实留在了普通的小学里，和其他普通的孩子一起学习。

　　那一年，为了给秋实治病，邱娅请了一个音乐老师来教他弹琴。他们惊喜地发现，秋实坐到钢琴前面，抬起手来，就像回到了童年。他随着音乐，跟着节奏，移动着双手，像天才一般。

　　“这孩子弹琴太有天分了！”音乐老师赞叹道。长期以来，在他们的生活里，终于闪现出一点亮光。

　　“不管怎样，都要让秋实好好学琴。”邱娅做了决定。

　　就这样，秋实过上了双重的生活：在学校里，他是个孤独迟钝的学生，坐在课堂上，站在操场边，像个永远无法融入集体的局外人;在家，坐到钢琴前面，他成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宠儿，他欢笑着，弹奏着，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当然了，不管在哪里，都有母亲为他护航。学校的功课母亲和他一起学，一遍遍，一次次，翻过来倒过去地教他——他往往只能硬记下来，换一个说法，又不会了。但是没关系，母亲说我们再来，总是可以学会的。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也有跌跌撞撞的时候。那些写在书上、记在纸上的乐理知识真像天书一样，于是邱娅自己先看、先理解，嚼烂了、理顺了，再一点点“喂”给秋实。

　　这样的日子说起来似乎艰难，但每次邱娅回想起来总要忍不住露出微笑：因为他们相依相伴，他们既是母子，又是师生，更是战友。秋实从小学一点点读下来，竟然读到了毕业;弹琴就进步得更快了，学了4年，就考到了钢琴九级。

　　2001年，秋实小学毕业，邱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着他去四川省音乐学校考钢琴专业。秋实坐在教室里，弹了一首贝多芬的曲子——学校的老师又惊又喜，反过来责怪邱娅：“这么优秀的孩子，你们家长怎么还说他有问题呢？这孩子太好了！我们一定要！”

　　邱娅笑着不说话，她心里既欣慰，又苦涩。14岁的秋实，长得高大结实，弹起钢琴来浑身就像在发光。只有邱娅才知道，秋实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并且永远都会是一个孩子。

　　三

　　但是秋实必须走出去，不能成为一个被关在家里的人。邱娅太清楚这一点了。外面的世界就像个错综复杂的迷宫，有太多的陷阱，邱娅只能走在前面，一步步、一寸寸，前思后想，都替秋实考虑好。

　　比如怎么坐公共汽车：千万不能左看右看，也不能随便盯着人家看，更不能有不好的肢体动作，怎么开门，怎么坐，怎么让别人过路——这些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却成了秋实必须攻克的难题。甚至包括上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事情，邱娅都要一遍遍仔仔细细地提醒儿子，有时候甚至严厉到不近情理。

　　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秋实也就是十几岁，有一天跟她出去逛街，中途想上厕所。母子俩走了好久才找到一个公厕，秋实也是着急了，看也不看就一头冲进去，结果走错了厕所。卫生间里的几个女人一阵尖叫，秋实也被吓得退了出来，她自己更是脑子里嗡地一下，走上前去，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那巴掌打得秋实整个人都晃了晃，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路边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吃惊地看着他们。

　　邱娅知道其他人不可能理解，但她必须这么做。她必须用尽全力去打秋实这一巴掌，他只有痛，才能记住，才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么多年来，邱娅已经习惯了充当着他的眼睛、适应着他的世界，思考着常人不会思考的问题。

　　从小到大，秋实都是被欺负的对象，到了艺校中专班变本加厉。

　　班上有个特别调皮的女生，被叫作“大姐大”。有一天，“大姐大”伙同班上的一群人把秋实按在地上，拿着剪刀把秋实的头发“嚓嚓嚓”剪得乱七八糟。

　　班主任又气又怒，打电话把邱娅叫到了学校，不住地道歉，并把“大姐大”带到她面前，让她随便处置。吴秋实和母亲邱娅在家中合练一曲

　　当时，秋实也在办公室里。邱娅永远都无法忘记他那时的样子：他站在角落里，低着头，头皮上青一坨、白一坨，像“文革”时候的阴阳头。她只觉得自己的嘴唇在颤抖，老师在旁边说：“你看你看……太对不起了，你说要怎么办吧！这个学生，停课、处分、开除，都没问题！”

　　“大姐大”吓坏了，脸上全是眼泪，一句话都不敢说。就在这个时候，邱娅听到儿子说：“算了吧，她也不是故意的……”满屋子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秋实把头抬起来，脸上却是笑眯眯的，他慢慢地说：“没事，不要罚她，她又不是故意的。”

　　那一天，邱娅不但原谅了那个剪掉儿子头发的女生，她还发现了秋实在她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涅槃重生：他笑着，变得那么豁达。那一瞬间，她真的感觉到了秋实这孩子的“特殊”，他的确是个不一般的孩子，他的心里有太多我们无法理解的地方。

　　多少年来，邱娅忍着、看着、思考着、照顾着、教育着，一次次一遍遍，只希望秋实能学会坚强、容忍，在这个世界上过尽量普通的生活。

　　四

　　虽然在读书上学的路上磕磕绊绊，但在音乐的世界里，秋实却受到了上天的宠爱。秋实的琴声感动了同学和老师，也感动了很多其他的人。他去参加比赛，全国少年儿童艺术节、中日韩国际少儿艺术展示大赛、全国首届特殊艺术大赛……获奖无数。

　　秋实的名声随着他的音乐传了出去：他不但琴技卓越，并且还是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少年。全国上下各路媒体蜂拥而至，采访、表演、录节目，让母子俩应接不暇。

　　那些被他们的故事感动的人，被秋实的琴声打动的人，纷纷打来电话或登门拜访，希望能帮助这一家人。西南民族大学破格录取了秋实作为进修生。更有演艺公司的人表示，愿意包装秋实，请他去演出，帮他出名，甚至赚大钱。

　　邱娅不为所动。她想得很清楚：别人可以被你的故事感动一次、两次，但第三次呢？在电视上，她看到过太多身患残疾又有天分的孩子，每一次，人们都给予他们掌声、热泪，甚至捐款，但之后再无下文，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用“自闭症钢琴家”的故事来包装秋实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我们不愿意去赚取别人的同情。”她平静地说。

　　秋实很争气。在民大读书的同时，就争取到了加拿大多伦多音乐学院的奖学金。一位热情的老师联系了邱娅，请她一定考虑带秋实去加拿大念音乐专业。“所有费用全免，而且，国外这边艺术氛围更浓，还有专门针对自闭症患者的治疗机构。”这位老师在电话里说。这一次，邱娅真的动心了。她认认真真想了十几天，并且和家人、朋友、领导商量，让她更加感动的是，所有的人都支持她，并且热心地给她提供各种帮助：帮她筹集路费，给她找到了一个加拿大的工作机会，单位允许她办理停薪留职。

　　邱娅的心跳了起来。只要她愿意和秋实去加拿大，陪他学音乐，陪他演出，照料他，支持他，或许，秋实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音乐家……

　　邱娅想了很多遍，终于还是对大洋彼岸的老师说了“不”。在海的那边，或许秋实真的可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得到更多的演出机会，真的会出名，赚到很多钱。但这些，最终会消耗掉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他本来就薄弱的生活能力更加无法得到提高——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症会不断加剧，而他或许真的会成为一个废人，那时，名气有什么用？钱又有什么用？“我更愿意秋实成为一个普通人，靠自己的劳动，过着普通的生活，快乐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她顿了顿，“知足者常乐。”

　　五

　　现在，一周有三天，秋实都在华阳的一所幼儿园工作。每一天，小朋友们都是在音乐声中开始一天的生活，而秋实，就是这些孩子的音乐老师;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乐队，每周固定地和乐队一起排练、演出;他还是海星合唱团的一名钢琴师……秋实的生活忙碌而充实。

　　而邱娅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参与到自闭症协会的公益事业中。为了让更多自闭症患者的家庭见到曙光，她组织活动、举办家长培训和讲座。除了儿子秋实，她心里还记挂着别的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庭，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情况和困难，他们今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秋实真是很幸运，”邱娅感慨，“走到现在这样，真是不容易，我们一家人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和关心。我常常对秋实说，要记得人家对我们的好，要感恩，要尽量地去回报这些人，回报社会。”

　　二十几年里，邱娅一家人悲痛过、犹豫过，甚至绝望过，但是一点点、一天天地，秋实在母亲的园子里终于成长为一棵大树。他伸展着枝丫，绿意蓬勃，终于也可以把自己得到的温暖、关怀，还有爱，奉献给那些更小的、更需要关心的孩子。

　　（赵 颖摘自《四川文学》2015年第7期，本刊有删节，肖雨杨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