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剧《达·芬奇的恶魔》中,无所不能的达·芬奇被杜撰为机关枪的发明者,而机关枪也成为阻止野心家罗马教皇占领佛罗伦萨的利器。仿佛没有机关枪,美第奇家族就将亡族,达·芬奇就将被发配到罗马为奴,文艺复兴就将夭折,欧洲将重新沦落入肮脏的中世纪。
机关枪或许真的曾经改变过人类历史,但肯定不是在达·芬奇时代。1884年,美国发明家西拉姆·马克沁兴冲冲地带着世界上第一挺全自动机关枪来到了欧洲“路演”,他满以为会引起全球军事界的轰动,而后订单滚滚而来。然而,马克沁周游列国的遭遇和孔子一样落魄,除了得到前来猎奇的欧洲权贵们“有趣、精彩”等看马戏一样的评价,马克沁机关枪几乎未引起傲慢的欧洲军界的任何兴趣。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告诉马克沁:“收起你的枪吧,我们不想要。如果发明一个新的老虎钳,我们会张开双臂欢迎。”
在那个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西方军人却远远不是“唯武器论”的信徒。刻薄地说,主要由贵族构成的欧洲军官虽然装备着枪和炮,可他们对战争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一个世纪以前:排着整齐的队伍,敲着雄壮的军鼓,迎着枪炮向敌阵走去。这些贵族军官和几百年前的蒙古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最迷信的仍然是光荣的骑兵冲锋和最终的刺刀相向,对于像机关枪这样的技术因素,他们基本上是嗤之以鼻的——精神和士气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就这点来说,当时的欧洲军官们和二战中的日本武士道信奉者可谓隔代知己。
在如此恶劣的舆论环境之下,机关枪一出生便不是风华正茂,原本以为会发大财的马克沁先生也被机关枪拖累,公司连年亏损。最讽刺的是,机关枪后来的确逐步打开了一些销路,但原因肯定不是机关枪被平反昭雪了,而是推销员们肆无忌惮的商业贿赂帮马克沁先生多卖了三五挺枪。而在美国本土,原本有志于决战疆场的机关枪竟然堕落为资本家对付工人罢工的“威慑性武器”,在劳资纠纷中出的风头压倒了高压水龙头。据约翰·埃利斯的《机关枪的社会史》一书所说,早在1863年,《纽约时报》就购买了3挺加特林机关枪——马克沁机关枪的“手动挡”前身,以防范对自己不满的公众的攻击。
机关枪在欧美遭到的冷遇与白眼,很快在非洲得到了补偿。在非洲的欧洲殖民者们对机关枪几乎是一见钟情,将机关枪看作雪中送炭的神赐礼物。在机关枪进入非洲之前,带着步枪打天下的殖民者们虽然相对于装备着梭镖弓箭的土著有着明显的军事优势,但完全未对土著造成“白人不可战胜”的心理压力。事实上,土著凭借着人数的绝对优势和悍不畏死的战斗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殖民者的步枪优势,而这也让欧洲人对非洲大陆的殖民进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于停滞。
马克沁机关枪显然彻底改变了整个非洲殖民史,正如《机关枪的社会史》所说:“少数几个白人、掠夺者和梦想家、平民和士兵,仅凭军械库里的机关枪,就能肆意嘲弄非洲人的反抗,并将他们制定的规则强加于整个非洲大陆。”
1891年,一群德国殖民者在非洲遭到当地部族的袭击,一个幸存的德国军医在几名非洲仆人的帮助下,带着机关枪逃到了一个土屋里,结果是他以一人之力扭转了战局,一个人杀死了1000名进攻者。1893年,一支50余人组成的英国殖民军队在非洲津巴布韦用4挺机关枪击败了5000名非洲祖鲁勇士,当场击毙了3000多人。
关于机关枪,悍勇却无助的祖鲁人留下了一个记录:“白人又带着枪来了,那些枪吐出的子弹就像老天下冰雹一样,赤手空拳的祖鲁人,谁能抵挡这些枪支?”殖民者的记录却踌躇满志,一个英国诗人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已经拥有马克沁机关枪,而他们没有。”如果没有机关枪,欧洲殖民者可能早就淹没于非洲土著可怕的人海战术之中了,也就没什么瓜分非洲的殖民狂潮了。
正是在机关枪往非洲传播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殖民者在历时几百年之后终于完成了对非洲的最后征服。
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机关枪也是如鱼得水,似乎只要不是在欧洲,西方人对机关枪的使用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机关枪的社会史》将八国联军侵华史也写成了一部以机关枪为主角的历史,据说东交民巷的几百名外国士兵仅凭3挺机关枪就粉碎了义和团和清军的围攻,后来的八国联军又是凭10挺机关枪就打进了北京城。1904年,在英军入侵西藏的决定性战役中,两挺马克沁机关枪击毙了六七百名藏军,而英军只阵亡了几个人。一名操作机关枪的英军士兵在战役结束后写信给妈妈说:“对于这场杀戮,我如此恶心,以致停止射击,但是将军的命令是尽可能多地屠杀藏民。”
1905年,还是在中国,机关枪在日俄战争中抢镜。在血腥的旅顺203高地争夺战中,俄军在机关枪的帮助下在一周的时间内就造成日军近3万人的伤亡。但日军硬是靠着“肉弹战术”,不惜以数万日军伤亡的代价拿下了旅顺。
或许正是这样的惨胜,给了日本人一个错觉: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是武士道精神,而不是什么武器。一直到二战中,仍然迷信冲锋的日本人才终于在美国人强大的火力之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机关枪在非洲和亚洲的杀戮战绩并未引起欧洲军界的任何担心,他们似乎认为,机关枪是一种仅仅会在非洲和亚洲产生作用的“土特产”,尊贵的白人不可能被屠杀土著人的武器伤害。当一战前的整个欧洲都在为大炮、巨舰展开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时,已经发明了快30年的机关枪却成了被遗忘的旧物。
总体来说,德国人算是对机关枪的先知先觉者,虽然他们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步兵手册中还说着“士兵应该带着刺刀冲锋,欢呼着攻入阵地”的蠢话。在一战前夕,德军的机关枪拥有量绝对是欧洲第一:每个连都配备了6挺机关枪。而同期的英国,每个营只有两挺机关枪,最夸张的是,据说因为平时从来不训练,每个营只有一两个人会用机关枪。迷信刺刀见红、骑兵冲锋的法国人更是到1910年才装备机关枪,一战前,法军只有2500挺机关枪。
不过,最好也不要特别高看德国人。德国人积极购买机关枪的原因十分难以启齿——上了军火公司的当。1908年,德国国会收到一条据说来自《费加罗报》的情报:法军决定开始大规模装备机关枪。德国国会随即毫无争议地通过了大规模增加购买机关枪资金投入的议案。但问题是,这个情报根本就是军火公司伪造的,德国人上了当,只是,这个“当”在日后的战争中将被证实上得很值得。
没机会上当的英国人自然对机关枪仍然无感,虽然他们在非洲用得最起劲。一战前夕的英国陆军仍然痴迷于骑士传统和早已过时的战术思想,英国的将军们在战争中千方百计地想让骑兵大显身手,步兵在很多时候的主要功能是帮装备着利剑长矛的骑兵创造战机,只是骑兵却一次次地在德军机关枪面前浪费了战机。
英国将军们的骑兵制胜理论一次次地随之落空,甚至到了战争第三年的1917年,英军高级将领还会充满悔恨地说:“骑兵差点在昨天抓到一个机会,但还是没有把握住,铁丝网和机关枪阻止了他们,损失惨重。”每当想起英国骑兵带着长矛迎着德军机关枪冲锋的场面,我就不可遏制地联想到了全副武装的堂吉诃德向风车冲锋的场景。
一战前期,法国元帅霞飞放言:“法国军队除了进攻不再知道任何其他法则……所有攻击将被推到极致……带着刺刀向前冲锋。”在法国陆军当时颁发的《野战条例》中,没有一处谈到“火力”,更别提什么机关枪了。
巴巴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揶揄说,法国人在一战前最纠结的是他们艳丽的军装,当时他们的军装和1830年时穿的没有区别,仍然是蓝色上衣、红色裤子。当时的法国陆军部部长希望让法军穿得稍微黯淡一点,免得那么显眼成为机关枪的活靶子,谁知《巴黎回声报》竟然发表文章称:“取消一切鲜明的色彩,是违背法国人爱美观念和军队职能的。”一位法国议员更是义正词严地表示:“红裤子便是法兰西!”
红裤子可能差点让法兰西变成寡妇之国。
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一战爆发时,虽然在战略上明明是德国人在进攻,法国人在防守,但在战术细节上,法国人只要一看到德国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穿着他们的红裤子,高喊着“法兰西万岁”和“拼刺刀”之类的口号,伴随着雄壮的《马赛曲》向德国人发动自杀性冲锋。结果在德国人机关枪的迎击之下,漫山遍野躺满了穿着红裤子蓝上衣的尸体,仅在边界的战斗中,法军就损失了30多万人。
对机关枪的纯熟运用让德军在一战西线战场的大多时间内保持了绝佳战绩。在1916年爆发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国人赶上了机关枪杀人史上的高潮,一天之内就损失了6万人,整个战役伤亡高达45万人。据说,以身先士卒为荣的英国贵族精华在此役中几乎损失殆尽,直接导致了一战后英国贵族势力大大减弱。
在血的教训之下,一战中后期,机关枪在欧洲军队中迅速得到大规模普及,法国人信奉的进攻哲学在堑壕、铁丝网和机关枪的联合绞杀下成为战争中最大的笑话。不过,正是在索姆河战役前后,机关枪日后的克星——坦克首次被投入了战场。当时英国人的思维很简单,发明坦克就是为了在机关枪的弹雨和人体中间隔上一层铁板。坦克的问世完全是针对机关枪的,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困难,事实上,坦克发明之初的别称就是“机关枪破坏器”。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坦克设计制造还相当不成熟,一战时能够堪称以一己之力改变战争进程的明星武器仍然只有一个——机关枪。
法国人似乎总是踩错时代的节拍。一战结束后,法国人得到的战争教训就是:机关枪天下无敌,进攻是最傻的行为,躲在战壕里开机关枪防守才是王道。因此,一战前后无比崇尚进攻的法国人就这样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在法德边境上修建起连绵的防御工事,全副武装的法军拿着机关枪在工事中等着德国人于下一次战争爆发时前来送死。这个工事就是马其诺防线。
马其诺防线和法军在二战时的悲惨遭遇就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个时候,德国人已经有了坦克和闪击战,机关枪此时已“泯然众人矣”,独领风骚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你永远不要低估机关枪这个过时的战争之神的杀伤力。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那一天,一名20岁的德军士兵独自躲藏在奥马哈海滩上的一个碉堡中,一连开了9个小时机关枪,用光了一万多发子弹,一个人给盟军造成了超过2000人的伤亡。后来,美国人送他一个大名鼎鼎的绰号——“奥马哈海滩之兽”,他至今仍是军迷界中的神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