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总有些糊涂的家伙认为一个人就能改变什么，你只有杀死他才能让他相信自己是错误的，这就是民主斗争。”这是电影《生死狙击》中那个大坏蛋美国参议员信奉的“厚黑学”。这种哲学当然很恐怖，所以马克·沃尔伯格饰演的主角儿一气之下端了他的老窝。这当然是英雄主义的冒险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普通人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

　　或许应该选择一种更温和理智的方式，大家围聚在一起，面无表情，用集体的沉默形成围观的力量，迫使施压者改变立场，选择退让。这当然是好事，如果真的有用的话。好比当年印度“圣雄”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确让大英帝国的殖民警察们伤透脑筋。以至甘地在1938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样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纳粹暴行的注意。”这是种悲天悯人的献身精神，在甘地看来，死亡的唯一区别在于是有尊严地自杀还是蓬头垢面地死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前者比后者更能唤起人类的同情心。我想甘地过高地估量了人类的同情心，至少在纳粹头子艾希曼眼中，屠杀600万犹太人这种滔天大罪的责任无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来。艾希曼自认为扮演的不过是体制这台机器上的某个零件而已，他选择无条件地接受指令，从而认为个体无须去承担法律和道德上的惩罚。甘地的这种同情心和殉道精神，在艾希曼他们面前是可笑的。

　　不管怎么说，在围观和暴力二者之间，我依然会选择前者。至少围观意味着不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很多场合，我们会习惯性扮演围观者的角色，面无表情，或者内心带着些许的期待，对即将发生的诸多可能性充满了幻想和热情。我曾长时间关注过某个城市城管方面的新闻，这个城市很多负面新闻都是由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摩擦引发的。在众多的新闻图片中，毫无例外都会看到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他们围着一两个穿制服的工作者或者执法面包车，中间会有一两个小贩盘腿坐在地上，满是委屈和愤懑的神情。我惊讶于这接二连三的事件背后，结局惊人地相似：群情愤慨，但新闻报道之后，马上风轻云淡，了无痕迹，人们的热情很快就会被另外的新鲜事件吸引，扮演新的围观客。而很少有人持续追踪和关注这件事，总结经验教训，从根源上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所以即便这种事再出现一百次、一千次，城管依然在野蛮执法，小贩依然在乱摆乱设，看客依然兴致勃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会出现任何改变。这种围观，或许更多地满足了围观者本身的猎奇心理，而不会让“围观”的本质发生化学变化。当围观并不能改变什么时，围观这一行为本身就值得怀疑。

　　如果围观只不过是让自己在这围观的队伍中增加一个看客，那围观又能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