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奋起抗战,出现了各种群体的抗日义勇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大部分义勇军战败,部分人撤至苏联,其中一些人绕道西伯利亚,从新疆塔城口岸回国,姜厚本就是其中之一。
外孙女眼中的姜厚本
我讲的有关外公的一切,都是从我母亲那里听来的。
外公叫姜厚本,黑龙江虎林人。外公家世代行医,顺带做药材生意,是当地的大户。外公虽然在家中排行老二,可由于他精明能干,医术精湛,家里的事都是他说了算。
日本人一来,一切都给毁了。外公经常十天半月不回家,即使偶尔回来一趟,也是行色匆匆。家里的一切,都撂给了大外公姜厚生。
一天夜里,外公一下子从家里带走了10多个男丁。自此,这10多个亲人再没回来过。又一个深夜,外公把大家召集起来,说:“这些年我在为抗日队伍筹集粮饷,怕连累你们,才一直没有吱声。最近,鬼子集村并屯,咱们的队伍被堵在老林子里动弹不得,不仅缺医少药,连饭都吃不上了……我把房子全卖了……”
他将一大家子人带到山沟里一个地窝子安顿下来,从那以后,外公就再没有回过家。
一晃又是大半年,这年中秋节的晚上,有人敲响了地窝子的门。一个身背长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问:“哪位是姜厚生大哥?”来人把大外公拉到屋角耳语了一番,大外公神色紧张地命令大家:“赶快收拾东西,只带那些用得着的,鬼子要来了。”
大伙走了大半夜,来到了江边,那里早已泊着两只木船。就这样,母亲和一群义勇军家属来到了苏联。在苏联生活了一年后,母亲随大家来到了新疆。姜厚本
孙女眼中的姜厚本
我父亲心里一直有个难解的结,那就是他和我爷爷之间的关系。
父亲从小由我大爷爷姜厚生带大,他管我大爷爷姜厚生叫爸爸,到死都没有管我的亲爷爷姜厚本叫过一声爸。
我父亲打小就跟着家里人一直在逃难,从东北逃到苏联,又从苏联逃到新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上了新疆大学。20世纪50年代初,新疆牧区开始搞土改,缺少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父亲大学没毕业就报名去了偏远的塔城。
父亲工作非常投入,总是被评为先进,塔城的农民称他是“塔城的焦裕禄”,他的事迹还上了《新疆日报》。
报纸出来不久,单位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说一个南疆老乡找上了门,声称照片上这个人是他的儿子。
这是一个南疆农民装束的老汉,头发、胡子已经花白。老汉的手微微发抖,哆嗦着嘴唇说:“云祥,我是你爹,姜厚本!”
父亲的心一震,多少年了,他一直以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早已去世。最初的惊愕过后,父亲仔细打量着来人,眉眼和大爷爷姜厚生有几分像。他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淡淡地说:“我不认识你!”
父亲的决绝是有原因的,那些年运动一场接着一场,每一次都要把“社会关系”翻个底朝天,“历史不清”在那个年代可是要命的事啊!
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把爷爷拉走后,他伏在办公桌上压着嗓子大哭了一场。
不过,爷爷并没有罢休,他在我家那条弄堂的口上租了个小铺子,修起皮鞋来。他只图儿子每天上下班路过时,能看上一眼。当时牧区缺医少药,爷爷是祖传的中医,修鞋之余,免费给大家看病。很快,“姜神医”的大名传遍塔城。不久,塔城许多单位都来“挖”爷爷,爷爷最终选择了塔城食品公司。
生活安顿下来后,爷爷回了趟南疆,把家搬了过来。
爷爷原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赢得我父亲的好感,最终父子相认。可父亲依然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不愿往前迈半步。
我也是在爷爷去世后,清理他的遗物,看到遗书时,才把他的历史搞清楚。如果父亲早早看到,也许父子关系会有所改善。
抗战时期在虎林活动的抗日联军有两支:一支是1935年在黑河建立的赵尚志(军长)的第三师,师长姓郝;另一支是1935年秋建立的抗日联军第七军……七军副军长是毕玉民……认识毕玉民是1935年秋天……毕军长任命我为军部委员。我的任务是:隐蔽身份,筹集抗日经费和物资。我化名如山,那段时间与我联系的有陈忠玉、于会海、董成富等同志,他们后来都牺牲了……1936年6月,毕玉民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15日晚,联军将暴露人员的家属送到苏联。我不能再从事地下工作,就参加了部队,在七军通讯营负责与苏方的联系工作……1937年10月,通讯营在苏勒营三门刘家的树林里进行整编时被日寇发现,突围中牺牲了四人,其中两人是我的表侄,都只有十几岁。我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被送到苏联养伤。
刘奉阳是七军的交通员……1937年9月抗联派刘奉阳负责转移暴露人员家属,其中也包括我的家属9人……听说毕玉民、刘奉阳后来牺牲了,我自己从此也再没回过可爱的家乡。
女儿眼中的姜厚本
我父亲在苏联养好伤后,原本是想借道新疆回东北继续抗日的。可一进入新疆,就身不由己了。起初,盛世才(中华民国陆军上将,自1933年到1944年负责新疆的军事、政治,号称“新疆王”——编者注)伪装得很积极,请延安派干部到新疆来帮助工作,父亲他们这批归国义勇军,也受到了盛世才的邀请。后来,苏联和德国打了起来,苏联落了下风。看势头不对,盛世才又倒向了蒋介石,开始屠杀进步人士。
我父亲消息得知得早,就逃到了和静县。在这里,他认识了我母亲,结了婚(他的原配妻子早已去世),1952年生了我。那时候,父亲已五十几岁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年纪了还得了个孩儿,所以我的小名叫梦娃。
父亲很在乎我哥,他知道我哥不认他,都是由于他的身份问题。任何苦他都能吃,可一有人质疑他的身份,他就受不了。有一回,造反派说他历史不清,让他交代问题。回来后,他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不吃不喝,不停地说:“为了抗日,我姜厚本抛家舍业,死了十几口人,这一点我不后悔。现在胜利了,没有肯定,没有荣誉,反倒成了反动派!连儿子也不认我!”
1977年他退休时,念念不忘的还是身份问题。他不断找人去打听,得到的回答是:谁能证明你曾是抗联战士?部队散了,知情人都牺牲了,到哪里去查证呢?
一次次碰壁后,他沉默了。后来,他把自己关在房里。我从门缝里看,发现他趴在桌上写东西,就是那封遗书。一写完,父亲就躺倒了。初一生病,初五就去世了。
作为女儿,我只想给父亲求个名分。他一定很想大大方方地告诉后人:“我姜老汉曾经是个抗日英雄!”
(无 言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