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在华东师大政教系读书时，曾听中文系老师说起施蛰存先生逸事，至今回味，仍觉隽永。

　　以施蛰存“老右派”的身份，十年动乱中自然在劫难逃，但他却泰然处之，心境开朗。有一次，几位教师在闲聊住房大小，只听施先生，陵悠悠地说道：“别人家每况愈下，我倒是每况愈上。”明白底细的人，闻之无不哈哈大笑。

　　原来，施蛰存住的是愚园路上一幢坐北朝南的新式里弄住宅，他家包括底层、二楼的前楼和三楼的亭子间。上海解放后，百废待兴，为方便周边居民，有关部门拟在愚园路江苏路一带新开一个邮电局。施先生住宅的底层是最理想的地方，有关部门为此找施先生协商。施先生闻知政府为民办实事，二话没说，让出了底层而居于二楼。从此，那个地段就有了邮局。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事情。到了1957年，施先生不幸被划为“右派”，成了专政的对象。“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又来折腾了，勒令施先生搬出二楼。施先生夫妇无奈，被迫住进三楼的亭子间。亭子间太小，转不开身，于是又在三楼顶上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房子，作为施先生的工作室。

　　这就是施蛰存自嘲的所谓“每况愈上”。据当年去过他家的人说，施先生的藏书和资料很多，晒台上的小房间根本放不下，只能一捆一捆地堆放在三楼通向晒台的小楼梯旁，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但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施先生仍未放弃追求学问的雄心，开始了对碑帖的研究。听说他收集了不少历代的拓片，分门别类，装入一个又一个牛皮纸袋……

　　对这样一位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的学者，因其在学问上的过硬功夫，当权者也不能不敬畏三分。当年在师大校园里曾流传过这样的逸闻：市“革委会”经常向师大下达紧急翻译外文资料的“政治任务”，翻译中有时会碰到一些“老大难”的词语或句子，不知如何翻译才好。这时，校方就会想到中文系的施蛰存，往往会派人把他从“五七干校”找回来。只要施先生一到场，多大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他就是有这等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