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起搞翻译的人，后来许多到北京去当官了。这些年碰到草婴他们会讲，“还是你好，有这么多作品留下来”。

　　87岁的草婴坐在病床旁的椅子里，穿件红黑相间的毛衣，气定神闲。华东医院统一的细条纹薄棉袄此刻盖在他的膝上。

　　妻子盛天民走进来，帮他掖掖衣领。

　　“我也不晓得今朝为啥要换衣裳。”草婴慢慢道。

　　“不是同你讲过了，记者今天要来采访。”盛天民笑着说。

　　草婴像孩子一样笑起来，哦，想起来了。

　　护工递给他一只小白碗，里面有一些切好的苹果。说着话，草婴忘记了苹果，把碗搁在床上。盛天民跟记者交谈时，护工指了指碗，意思是“您还没吃完呐”，草婴立刻将碗抱进怀中，放一小块苹果进嘴里。那神态，是顺从，是无争，是纯净。

　　就是这位看起来已返老还童的先生，在“文革”后的20多年里，不要编制、不要职称、不拿工资，冷冷清清翻译了400多万字列夫·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以及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一张八仙桌都不够摊开这些译着。

　　在很长时间里，他生了病，只能到街道小医院诊治。即使有市委领导关照，医院也还是一拖再拖。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怒责下属”，草婴才有了医疗待遇。也难怪，有关部门领导不会换算“大翻译家”相当于“行政几级”。

　　祖上传下来的东西

　　宁波镇海盛家是当地望族，从康熙朝到民国前，家族中考取功名的、做官的有408人，近代出国留洋学业有成者、实业家不计其数。

　　1923年，草婴在骆驼桥盛家出生，原名盛峻峰。盛滋记酿园是祖业，《镇海志》记载，是盛峻峰的曾祖父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开创的。 1915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拍板，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参加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190万人次在耗资9万元的中国陈列馆里参观了4000 多件中国货。最后，杭州张小泉剪刀、贵州茅台酒和宁波盛滋记酱油获得金奖——这件事，2006年草婴还记得清清楚楚，也是在华东医院，亲口告诉家乡来的记者。盛天民说，草婴家还做腐乳、黄酒、醋什么的，解放后“公私合营”，到1960年代厂子还在。

　　草婴的母亲徐书卷是慈溪县的大家闺秀。徐家出了个比张爱玲出道还早的浪漫派小说家徐訏(草婴的表哥)，其小说《鬼恋》许多年后被宁波镇海人陈逸飞拍成电影《人约黄昏》。草婴的父亲学的是西医，1919年从上海的同济医学院毕业，之后开诊所行医，一年多后回老家，在宁波铁路医院当院长。祖传的酱园则有专门的经理打理，家里的经济状况很不错。

　　后来，盛峻峰有了小他8岁的弟弟盛晓峰，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当编辑。

　　1931年10月21日，宁波地区的《时事公报》登了条消息：《小学生盛峻峰独捐30金》，说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宁波各界抗日救国的募捐活动中，8岁的盛峻峰捐出了30块大洋。这笔钱在当时可买100斤猪肉或150斤麻油。这是父亲盛济舲嘱咐儿子捐的，用这种方式，把“爱国”两个字交待给儿子。

　　1937年，日本人离宁波越来越近，父亲带着一家人去上海逃难。老家的花园洋房驻扎了日本的部队，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考虑到不大会回宁波住了，父亲把洋房捐给了甬江女子中学。

　　在上海，他们租了复兴公园(从前叫法国公园)对面的新式里弄房子，有一个小花园。

　　抗战初期，国内首次出版《鲁迅全集》20卷，定价20元，但预订只收8元。盛峻峰用攒的零花钱订了一套，从此“反复读”。全集的后10卷都是鲁迅的译作，他说后来走上翻译之路，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盛峻峰在英国人办的雷士德工学院学的是英文，那时候进步书刊和俄罗斯文学作品大量涌入，他遂起意学习俄文。循着报上一条广告，他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俄国中年妇女(当时在上海有几万旧俄难民)，问明来由后告诉他学费是每小时1元银洋。盛峻峰算了算，要求每周上一次课。他按老师指点，去霞飞路一家俄侨开的书店买了教材：《俄文津梁》第一册。那时他每月有5元银洋零花钱，用4元学俄语，剩下1元买参考书，甚至没看过一场电影。

　　塔斯社和翻译生涯的开端

　　1941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和苏联塔斯社商量合办中文刊物，为反法西斯做宣传。地下党领导姜椿芳找到盛峻峰，希望他做一点翻译工作。那时盛峻峰大约18岁。第二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译作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用了笔名“草婴”。

　　其时有不少国家的新闻社在上海设立分社，如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用的大多是通外文的中国人。草婴1945年正式加入塔斯社。该社在上海办了一份中文刊物《时代》、一份英文报纸《每日战讯》(有人开玩笑叫它“淡来黄牛丝”，Daily War News谐音)，还有一个“呼声电台”。草婴记得，有位苏联女广播员能对着英文稿直接念出俄文来。负责电台音乐节目的是个中国人，叫李德伦，每天早上咬着大饼油条来上班，一边吃一边拿出唱片来放。解放后他去苏联学了指挥，后来做过中央交响乐团团长。

　　当时国民党封锁战争消息，只报胜仗不报败仗，所以要“偷听敌台”才能全面了解情况。姜椿芳请精通法语的傅雷听法国通讯社的短波广播，然后译成中文。草婴于是常常去石门路巴黎新村傅雷先生家里拿译稿。

　　1940-1950年代，在“以俄为师”的大背景下，草婴译过大量介绍苏联国家制度、企业中党的管理、婚姻家庭、儿童教育的着作以及俄语文法读物，同时向中国读者引介俄苏文艺作品，不少篇目入选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

　　1955年，他发表了译作《拖拉机站站长的总农艺师》(尼古拉耶娃等着)，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读后号召全国青年团员向女主人公娜斯嘉学习，“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一年后，王蒙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草婴的学生章海陵说：“胡耀邦注意到《拖拉机站站长的总农艺师》很可能是文学浏览的‘偶然’，但其中也有‘必然’，其中之一就是草婴优秀的译笔，令原作大为生色。”

　　草婴曾撰文介绍过苏俄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他对俄国诗人也很熟悉，翻译过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的部分诗作。

　　在他心目中，列夫·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的巨人，用一生的作品向人宣示博爱、自由和人道主义精神，而肖洛霍夫是继承托氏精神及技艺最成功的一位，所以他在1950年代倾力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年的最后一天开始在《真理报》上连载。卫国战争期间，“不是阵亡就是叛徒”，许多幸存的苏联官兵归来后都承受过巨大苦难。华东师范大学徐振亚教授说，那年除夕，莫斯科广播这篇小说时万人空巷，许多苏联人站着听，在寒风中流下眼泪。“草婴是思想家，他很敏感，马上感觉到其中的内涵意义，立刻动手翻译。”

　　草婴后来写道：“我在翻译时心情激动，常常停下笔来擦眼泪……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损失大约四千万人，因此战后几乎家家餐桌都留有空位，摆着没人动用的餐具。”

　　他对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感兴趣，解放前译过《学会仇恨》，解放后又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重译时改名《新垦地》)和《顿河故事》。

　　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草婴有句名言：我像犹太人吝啬他们的每一块钱那样，吝啬自己的每一分钟。

　　一年365天，他坐在自家书房，像上班一样跟那些细小的俄国文字作伴。一次朋友借住他家，早上刚聊了几句，草婴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盛天民告诉记者，他工作的时候，子女们都知道不能打搅。

　　草婴认为，好的翻译应该是让异国读者读译文的感受与本国读者读原文的感受相当。

　　他曾向朋友透露他翻译的工序：先通读几遍，使人物在头脑中形象清晰；接着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原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接下来从中文角度审阅，常请演员朋友朗读，改正拗口之处(比如老朋友孙道临为他朗读过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译稿，草婴据此作音韵上的调整。在华东医院，他们也曾经是邻居)；最后根据编辑意见作些调整。

　　《战争与和平》中有559个人物，草婴做过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此外，托翁辽阔的历史画卷，迫使他广泛涉猎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以及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这4卷作品他整整译了6年。

　　今天，559张卡片和4本已经翻烂了的原着寂寂地躺在他的书橱里。

　　徐振亚在《复活》的几种汉语译本中最推崇草婴的译本。他说，草婴吃透了原着，用词准确、传神，也更简练。

　　在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安娜的命运常常使他深陷其中。学生章海陵记得，有天上门拜访，发现老师有些异样。他起身告辞，草婴一再挽留。过了一会儿，草婴动容地说：“安娜死了……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难过。”

　　1985年，他第一次随代表团去苏联，踏上了托尔斯泰故园的土地。这是图拉市附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占地380公顷，有白桦树林和湖泊。草婴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贵族、大地主，却那么关心穷苦农民，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

　　1987年，苏联作家协会授予草婴 “高尔基文学奖”，颁奖辞中有这样一句话：“(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从1990年8月到1995年1月，《安娜·卡列尼娜》加印了14次，总印数为77.5万册——这只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数据。

　　1996年草婴这样写道：“一些大学生，学好了外语到中外合资企业去赚大钱，真正甘于寂寞从事翻译的凤毛麟角。有些大学生中外文基础都很好，但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没有落实，无法从事他们心爱的工作。”

　　胸椎骨断了，脊梁骨没断

　　草婴说，知识分子要有5样东西：良心、头脑、眼光、脊梁、胆识。

　　“人活着，不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不论什么事，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不能弯腰曲背，随风摇摆。”

　　1950年代反胡风时，朋友满涛成为批斗对象，“反右”时，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请草婴写批判文章，他一个字不写。他说：“我不能昧着良心批判他们呀。”

　　对年轻时崇拜的斯大林他也有自己的反思。在给朋友蓝英年的信中他说：“以前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是‘一边倒’，我们从能接触的材料中只看到它光明的一面，只听到对它的一片赞歌……近年来，我读了高尔基以前没有公开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罗曼·罗兰封存50年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对苏联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读了您写的一系列文章，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

　　正是为了除掉这种历史包装，“文革”后，草婴与巴金一道为建立“文革博物馆”奔走斡旋。摄影人杨克林编着了上下两卷“文革博物馆”画册，两位老人的文字出现在画册的最前面。草婴在序言中说：“凡有良知的人都会从心底发出呼声：再也不能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比较草婴与妻子在1940年代、1970年代的照片可以明显看出：身高差距不见了。这场浩劫令他的身体有了短缺：1965年下放劳动，他因大出血失去了3/4的胃；1975年，100斤的水泥包生生压断了90斤身躯中的胸椎骨。草婴说：胸椎骨断了，脊梁骨没有断。

　　到今天，他们已经一起走过60年了。

　　采访中，老两口核对着人名、事迹，翻拣记忆中压箱底的部分，场面很温暖。

　　他们的小女儿盛姗姗，早年学国画，后赴美习油画，以大型油画及玻璃雕塑闻名。上海世博园内，有一组她的大型室外装置《开放长城》。这组作品，曾在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盛天民说，等天气暖和一点，她会推草婴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