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到上海以来，我一直庆幸不已，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是房奴。最先到上海的那几年，我是来上海进修的，住在灯红酒绿的虹桥涉外商务区，掏的租金却是较为低廉的学校给学生的租金，并且原先的单位还能给予我一定的补助，所以，我对什么叫做房奴，什么叫做房租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后来，我很庆幸地被一所大学录取为研究生，于是就搬到这所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里面，所掏的租金同样是学校对学生的租金；再后来，我又从这所大学的宿舍里搬到了另外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宿舍里，在那里渡过了自己快乐无忧的三年博士研究生生涯。虽然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房租的信息万变和水涨船高，但当时付给学校的租金似乎还在合理的承受范围内。再后来，我就结婚了，因为夫人是独生子女一代，家里还能将就着住，于是，我就从学校的宿舍里搬到了丈母娘的家里。

　　时间一晃，将近十年的功夫过去了，终于到了我要买房自住的时候了。学校离家里很远，单程路途两个半小时，买车吧，感觉非常不安全，时时刻刻处于风险当中，不买车吧，看看挤得像饺子锅似的地铁车箱，看看路途上川流不息、紧张兮兮的人群，人就快晕将过去了。来回奔波几年后，我决定在学校的周围买房，可看看周围一天天高涨的房价，我感到实在是无力承受。身为一名副教授，从学校所能获得的房贴只有可怜的几万元，身为经济学人，想想难以承受的房价，我同样感到心理极度的不平衡和没有着落。

　　早年读研究生时的那些人，他们并没有读博士生，但他们都“发”了。因为不读博士生，所以他们就必须工作，而在上海工作的人，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房子，于是，2002年前后的几年，他们都拥有了各自的住房，虽然不少人因此而成了房奴，但看看不断高涨的上海房价，房奴们的心理不知舒坦了多少。我好高骛远，在自己的长远未来上进行了较多的投资，读博士，读博士后，再出国，但回过头来看，在做了所有这些长远投资以后，自己所获得的收入却远远低于那些没有读博士生的人。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到底未来更加长远的教育投资是否还仍然值得？有时候甚至怀疑，我们的社会是否比我们早年曾经憎恨的那个资本主义更加资本主义？可是，回过头来想想，没有，远远没有，因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下，政府是无力调整房价的，而在我们的国家，政府仍然有着强大的力量来调整甚至打压房价。

　　浙大的那个博士为什么要跳楼？我估计房价是一个因素，但比房价还难以承受的也许是不诚信。房价过高，抬高了整个社会生活、工作的成本，降低了人才交流、流动的效率，同样道理，太多的不诚信，撕裂了中华民族那仅存的传统美德底线，也无穷地抬高了整个社会前进的成本。

　　我在学校的周围看了多个房产中介，很多中介都拥有了自己的网上商店，但跑得多了就知道，网上的房价似乎是个幌子，价格很便宜，地段很合适，可到了真正要看房或者讨价还价的时候，突然才发现，原来网上的东西简直不能轻易相信，其目的不过是“地产公钓鱼，愿你上钩”，等你上钩后，再推荐给你其他价格更高的房子。

　　在与房产中介讨价还价的片刻，我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比如，一定要多找几个中介，这样，你就能弄清市场对某处房产的客观评价，也能有的放矢地针对你想要的房产进行讨价还加；又如，在与房产中介讨价还价的片刻，你还能认清，这个房产代理人的人品，其对业务的熟练程度等等。由于房产中介只是房东的代理人，房屋是否真实出售，还必须有赖于房东。在我与房产代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房东的不同品质，这就像房屋的品质一样千差万别。

比如，大部分房东都是温州人，他们通常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通常在房屋开盘的时候就进入市场。再下来，就是浙江人、上海人，上海人多半是二传手，常常接温州人、浙江人的盘，而目前那些仍然在买房的人，常常就是那些真正要买房自住的人。在经过一传手、二传手甚至三传手之后，那些真正要自住的人反而承受了更高的房价。

　　有的房东很诚恳，他卖房就是卖房，只要到了自己所要的那个价格，就干脆抛售，可有的人却十分的贪婪，他索要一个价格，如果发现无人问津，他就心理嘀咕，是否房价高了。可是，一旦有人问津，他马上就水涨船高，一而再、再而三地涨价。如果是这样的房东，代理人慢慢地就失去了替他卖房的信心，因为言而无信的房东只会带给代理人无谓的时间浪费和成本支出，而不能给代理人带给他们想要的佣金；对买房人来说，这么见风使舵、对市场反应灵敏的卖家简直就是可恨的亚洲犹太人。

　　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像我这样到现在才买房的人是完完全全的风险规避者，而温州人、浙江人以及那些狡猾、言而无信的人却是风险爱好者。他们虽然不懂经济学，但这无妨他们成为富翁，我虽然懂得经济学，但我难以成为富翁，因为经济学乃是一门理论，至于怎么很好地实践这些经济学理论，那却不是经济学家的长项。

　　在经过万千的迷雾和搜索之后，我即将成为房奴。没有买房前，我仍然享有一个自由之身，不欠谁的账，也不欠他人情，谁是主人？我就是主人；买房之后，我开始要背负起长期的债务，开始要成为名符其实的房奴。虽然在成为房奴之后，我的手中多了产证，但心理却失去了自由。这一点，我心理非常清楚，这个产证不过是杨白劳手中的卖身契，不过是一种在上海的合法生存和居住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