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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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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恒殊
来源:《环球》2010年第14期

  在从挪威峡湾返回卑尔根的火车上,我们遇到了一个19岁的中国男孩,他刚刚念完大学一年级。男孩的母亲20年前在瑞士读酒店管理,可能也是在那里认识了他的父亲,后来一家人去往加拿大定居。男孩热爱旅行,从小随父母去了很多地方,早在高中时,母亲就许诺他,考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暑假,可以资助他自己去旅行。

  放假前男孩在网上定了三个半月的行程。他先是花了一个月游遍美国东西海岸;然后飞到故乡北京,一个人在中国到处跑;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他飞到伦敦,三日后北上,挪威是他欧洲之行的第二站。他独自旅行,随身只有一只不大的箱子和一架不小的单反相机。谈到欧洲各地的风土名胜,男孩如数家珍。他只有19岁,但已经第三次来欧洲了。

  这样的经历,对于一个从小接受升学教育的中国孩子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欧洲却比较普遍。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中上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受教育的一部分就是出去旅行。一般是从十三、四岁开始,由一位家庭教师陪伴,展开短则几月,长则数年的“Grand Tour”,深入了解欧洲各国语言、地理、文化与艺术,为以后成为学者、骑士或领导者做出准备。

  举例来说,瑞典伯爵菲尔逊14岁从哥本哈根出发,游历欧洲全境。这期间他也并不是一直都在旅行,在德国吕内堡,他停留了一年时间接受各种课程和训练。

  根据菲尔逊日记中的描写,每天他都要早起,祈祷完毕后开始上德语和历史课。八点到十点是马术训练,然后是法语,古历史和更多的德语课。十二点半吃午饭。二点到四点练习钢琴,接着是一到两个小时的剑术训练。德国之后,他游经瑞士去往意大利,游遍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和米兰,最后在都灵读完大学。

  菲尔逊的经历是十八世纪欧洲教育的缩影,他通晓礼仪,精于骑射,至少懂得六种语言,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出类拔萃的军官。菲尔逊和法国王室走得很近,作为主要领袖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后为瑞典王室效力,他与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涅特的悲剧爱情是欧洲历史上的悲怆一笔,至今仍是各种浪漫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宠儿。

  在十九世纪中后叶,有“才子与戏剧家”之称的奥斯卡·王尔德在读大学期间,曾两次和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古历史学教授马哈非出访意大利和希腊,时至数月之久。他在那里凭吊了诗人济慈,也访问了拜伦的故居。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年轻的王尔德在那里接触到很多异教文化,包括古希腊的享乐主义学派。享乐主义中的精神颓废和目的性,加速了王尔德艺术理论和美术思想的形成。他的唯美主义思想就是在从希腊回来之后萌芽的。可以说,在旅行之前,他还只是个牛津大学的普通学生,在旅行之后,他成为了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在历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现今欧洲的很多大学(尤其是优秀大学)中,保存着“gap year”的传统,有人翻译成“空当年”,就是学生申请保留学籍离校一年,旅行或者工作。“gap”有缺口的意思,却是很多年轻人的出口。就是在这空出的一年,很多学生背起行囊环游世界,一般都是独自成行,住最便宜的背包族旅店。走到一个地方,喜欢,钱不够了,就停下来打上几个月工,然后再走。我在欧洲大陆旅行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年轻人,三五成群,来自世界各地,有时候和同住一家旅店的同龄人结伴,同游一阵之后分开,再继续独自探险。

  这些年轻人们在旅途中长大,每天结交新的朋友,见识新的语言,新的文化,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风土人情,拓展自己的视野,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广阔。同时,旅行还可以让一个人更加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真正的喜好,听从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认识自己,做自己,超越自己。

  我想起很久以前听过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就是要多读点书,多去点地方。这话一点没错。

所属《读者》期:《读者》2010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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