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仲春时节，法京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上演一出新戏，是斯特拉文斯基谱曲的芭蕾舞剧《春之祭》。早在1910年，斯特拉文斯基就以芭蕾舞剧《火鸟》引起轰动。《火鸟》曲谱对传统音乐已经具有颠覆性，那么，《春之祭》是迷途知返，还是“又向荒唐演大荒”呢？

　　乐池里指挥棒一动，序曲响起，观众大吃一惊。短短的几个乐句，竟变调数次，哪有惯常的旋律感，竟是稀奇古怪的声响……大幕拉开，无论是乐曲还是舞蹈，都新锐到前所未闻前所未见。于是，习惯了传统艺术的观众忍不住先发出嘘声，继而开始高声抗议，而支持创新期望突破的观众则勒令抗议者闭嘴，双方先是互嘘，继而对骂，更发展到有人跳上座椅，有的产生肢体冲突，有的丢掷物品……剧场大乱。这就是上世纪初有名的“《春之祭》事件”，成为西方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路标。

　　斯特拉文斯基那一年刚三十冒头，人在生命的仲春，怎甘循规蹈矩缩手缩脚，他要把心中的灵感恣肆喷涌，力破陈腐旧套，刻意别开生面，在《春之祭》中他呕心沥血，营造出了一种崭新的音乐幻境，他知道必将遭遇排拒，但也坚信能获知音。尽管事前已有心理准备，但好比一树刚要从笔状花苞绽放成盅形花朵的玉兰，突遭寒风骤雨，首演的大混乱，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令他无比沮丧。

　　沮丧的情绪还是比较容易调整的。如果是生气，生大气，气个倒仰，那就伤元，不是那么容易恢复如常的了。那天有一人，就对这场首演动了大气。一般来说，对于新锐表达，反对的说是哗众取宠，中性的说是标新立异，支持的说是新意叠出，大家完全可以各持己见，不必硬去达成共识，更不必动气伤元。那天生大气的，是音乐界老前辈圣桑。圣桑当时已经七十八岁，比斯特拉文斯基大四十七岁。圣桑对年轻一辈的作曲家的背离传统，“瞎鼓捣”，时时有气。那时候德彪西弄出些印象主义的音乐作品，他不爱听，这很正常，但他反对别人喜欢，这就有点不正常了，他批评印象主义音乐，说“如果这也算是音乐，那么调色板也能算是画了”。他就死不能明白，有一种抽象派的图画就是颜色的涂抹与堆积，也偏有人不是假装而是真地从那样的图画中获得愉悦。按说斯特拉文斯基已有《火鸟》的前科，圣桑完全不必去剧院看《春之祭》首演，耳不闻为安、眼不见为净嘛，但这位前辈本着“音乐吾家事”的习性，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了，当然，开演就受到强刺激，先是气得瑟瑟发抖，后来，观众对骂起来，他颤颤巍巍地拂袖而去。

　　几个月后，《春之祭》再演，不爱看的没去，喜欢的都去，演出结束，狂喜的观众把斯特拉文斯基轮流扛在肩上，在巴黎街头欢呼着游行。第二天报纸上的评论有弹有赞。圣桑还是生气。他真不该生春天的气。“乱花迷眼”、“群莺乱舞”，许多人的感觉是这花“乱开”莺“乱舞”恰是春之魅力，圣桑却痛感“礼崩乐坏怎一个乱字了得”！

　　作曲家拉威尔比斯特拉文斯基大七岁，这位兄长辈的音乐人在《春之祭》首演时也去观看。两派观众起冲突，拉威尔一直大声劝架，他建议双方都安静下来，面对演出本身。拉威尔虽然跟前卫新锐的作曲家们关系很好，但他自己的曲风却是折衷的，既不完全颠覆传统，也有刻意创新之处。

　　其实春来也会春去，正是在四季的嬗替中，大自然和人类呈现出多元缤纷而非一元独霸的瑰丽景象。斯特拉文斯基后来的作品，又从《春之祭》的极端做派柔和下来，甚至接近了新古典主义。

　　我的书房里还保留着放胶木大唱盘的针转留声机，我会偶尔听一遍《春之祭》，或者听一遍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但听得较多的，其实还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特别是其中的那曲《天鹅》，又特别是在1905年由俄罗斯新锐舞蹈家福金改编为芭蕾舞易名《天鹅之死》的那个舞曲版本。圣桑真不该为春天生气，他应该憬悟，《春之祭》这种东西只是在为人类增添更多的欣赏选择，他那古典主义的《天鹅》是并不会因为“新春”的出现就成为秋叶残雪的，更何况，福金编舞后的那版《天鹅之死》，分明也是“春之乱花”，把他那本来是优雅闲适的格调，演绎成悲从中来的凄怆，结果，不就使得他的《天鹅》，成为不朽的旋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