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这个中国私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争议与喧嚣一直长期存在：在一些人眼中，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它则是市场经济的“麦加”。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每一次思想交锋中，温州总是首当其冲。而最高领导人对这座城市中商人群体的态度，几乎已经成为改革立场的“温度表”。
祸兮，一号文件
上世纪80年代初，沿海走私现象猖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全民兜售走私货的现象。
温州，也在这时走进中央的视野。温州以“乱”出名，而乐清尤甚。当时有个传言，“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
1981年初，邓小平、李先念先后批示，要求浙江省委彻底解决温州问题。同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任温州市委书记。下车伊始，袁芳烈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陷入了“敌占区”，这里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对投机倒把的打击，在1982年正式进入高潮。
1982年国家发布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一号文件，随后，国务院两次发文：“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什么人，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有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此后，在1982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
这些话部分指向的，就是温州商人。传说温州老板到国有大厂推销产品，一只手上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另一只手上则写着“给我生意，回扣20%”。财源随之滚滚而来。
浙江因此成为中央打击“投机倒把”的重点，浙江又把重点放在了温州，温州则把重点放在了乐清县，乐清县最后把重点定在了柳市镇。“八大王”就此横空出世。
“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 “线圈大王”郑祥青和“旧货大王”王迈仟。这些当时温州的商人代表，因为历史上着名的“口袋罪”——投机倒把而锒铛入狱，同时闻名天下。
其实，这八位“大王”，不像商人，倒更像各自行业的“冒尖人员”。
以“螺丝大王”刘大源为例，当时，他的五金店中的螺丝种类超过四万种，而国营的上海标准件公司也只有两万种。《人民日报》两位记者为验证其名声真伪，曾设法找了两种因为图纸修改而停产的螺丝到刘大源的店里要求配。刘大源妻子只看了一眼，就告诉有这种螺丝：原来，这些螺丝的余货全被刘大源从上海买回来了。
刘大源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监狱生涯”的“大王”。1982年夏天，他摆脱盯梢，带着七万多元成功出逃。在外漂泊了近两个月后，偷偷回家，后又再次出逃九个月。直到听说形势变了，他才在农历大年夜赶回家。
另外七人则先后“落网”。没人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但有人听见专案组的人在考察了“大王”们的住处后说，“将军也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这让人感觉惴惴不安。就在他们入狱前不久，一位温州商人因为投机倒把获利四万被执行死刑。“八大王”中的很多人，因此都做好了“被毙好几次”的心理准备。
然而，就在这时，命运在转角处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福兮，一号文件
尽管只是当年全国整治运动的冰山一角，但“八大王事件”严重影响了温州工业的发展：温州工业增速从1980年的31.5%，迅速下滑到1982年的-1.7%，其后三年一直徘徊不前。
曾主持处理“八大王事件”的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面对这些整顿私营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开始反思。他认识到，“八大王问题不解决，温州经济转好无望”。
机会，在1984年不期而至。
1984年1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了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经济特区深圳，进行首次南巡。南巡期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同样是这年一月，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袁芳烈由此看到了为“八大王”翻案的机会。他就“八大王”的全部案件进行认真复查，最后得出结论：除轻微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八大王”平反后，收缴的财物如数归还，并以英雄般的方式被请回家。
放宽的管制，使得1984年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这一年，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破产的电器厂当厂长，欢迎他的，是厂里员工的 53份请调报告；这一年，柳传志在单位20平方米的小传达室中创立了联想的前身，当时，他的终极理想是有朝一日能实现“年产值200万元”；这一年，王石在深圳用倒玉米赚到的300万元奠定了万科的基础；这一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获得通过。
民众对经商的态度，也从这一年开始发生本质变化。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这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前三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后三名则是科学家、医生、教师。尽管直到13年后才从经济犯罪的名册中被勾除，24年后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但“投机倒把”从那时起就再无人提起：“倒爷”成了流行。
而作为事件主角的“八大王”，除胡金林在柬埔寨迎来“第二春”之外，其余七位都没能重塑辉煌。刘大源甚至至今仍然在随身携带的包里放着身份证、银行卡和四千块钱，“就是为了能随时走啊，还是怕啊”。这不能不成为温州第一批商人群体的一个莫大的遗憾。
影响还在继续
刘大源曾把1978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而在“扶着干”的2004年，“八大王事件”过去整整20年后，温州再一次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
该年8月28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在温州举行，温家宝总理到会。这是继一个月前的青岛会议之后，为修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而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意在征求以温州民营资本为主要代表的企业界意见。
九个浙江民营企业家参加了会议，原定只有三人发言，每人10分钟时间。但温总理为让所有企业家都谈谈感想，因而取消了事先安排的浙江省领导汇报。会议最终开了整整两个半小时。
会议上，一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讨论文件(草案)发到每个企业家手中，阅读时间不到15分钟，讨论后旋即收回。“文件分为七大项36条，提到很多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问题，针对非公经济在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我以前想都没想过。”与会的一位民营企业家说。
这份讨论稿就是2005年版“促进非公经济发展36条意见”的雏形。有参加了当时会议的人事后说，温州座谈会讨论过程中部分企业家提出的问题，在随后的正式版“36条”和温家宝后来的讲话中甚至可以找到一些解答。在2005年“两会”上，时任副总理吴仪又专门向温州商人南存辉征询对“36条”的看法。
刚刚过去的2009年，温州力量再度碰壁，折戟山西煤矿，迪拜炒楼失利，国内炒房团则几乎在所有大城市都招致批评声音，温州商人的投资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新36条”适时推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新36条”的出台表明，在未来，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民营经济仍将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活力之一，“新36条实际上是让民间资本从虚拟经济回到实体经济。毕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民企曾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这些政策对温州意义重大。目前，温州的可利用资金高达8000亿，其中，仅银行存款就高达5500亿，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投资渠道的放宽，也许可以帮助温州继续以极富活力的形象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演绎自己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