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讲起来有点困难，因为感到不大合时宜。别人会说，现在金融海啸、就业困难，你还谈什么文雅，你甘阳是不是在香港吃饱了撑的？其实，香港现在的金融恐慌比大陆要严重，但香港提出一个说法：经济萧条时期正是读书的好时候。

　　这个话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就业情况很好，你不要读大学就可以找工作了。比如前几年澳门开了几个大赌场，中学毕业到赌场里做个发牌员，就有一份很好的薪水。大学熬四年都不见得赚的比这多，那谁还读书啊。

　　如果赌场一关门或者一裁员，这些人没了工作怎么办？反正他们还年轻，如果学校有奖学金甚至有生活费，那不正是读书的好时候嘛。所以香港现在很多广告都说这句话：工作不好找，是读书进修的好时候。

　　我们现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经济成就是巨大的——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但总体人口“去贫致富”的速度，可能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但另一方面，这样一个现代化确实存在很多模式问题，它是一个相当单一的现代化，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基本上只有经济一个层面，所有人谈的只是挣钱，除了挣钱没有别的话语。如果所有人关心的只是挣钱，这样的社会，即使经济发展再好，也并不能为人所敬重。

　　一个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是人。一个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是非常有素质、有气质、有教养的人，还是脑满肠肥、腰缠满贯却非常粗鲁的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有很多石油输出国非常富有，但他们受人尊重吗？单纯的富裕并不足以使一个文明社会受到尊重。尤其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我们对国人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崛起，必然要求文化上的崛起，而不仅仅是经济崛起，只有经济崛起是不够的。

　　众所周知，犹太人很能挣钱，但犹太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被欧洲人尊重。他们在中世纪留给人的印象大概有两个，一是不信基督，二是放高利贷。一直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写的还是这个。但是从18、19世纪以后，犹太人中涌现了大量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人才辈出。

　　举个例子，研究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有一个瓦堡学院（Warburg Institute），它从前在德国的瓦堡，二战期间“排犹”被迫全部迁到英国。迁移的过程惊心动魄，是一次非常秘密但又非常成功的文化转移。而瓦堡（Aby Warburg，1866－1929）本人是一个犹太商人的长子。犹太家庭基本上是长子继承制。老二、老三、老四做其他的事情。但这个瓦堡在中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做生意，他和弟弟做了一个交易，说我把家族的继承权让给你，但有一个条件，以后我要买多少书就买多少书，无论书多贵、从哪里运来，你都要无条件地供应资金。最终他做成了瓦堡学院最知名的瓦堡图书馆。

　　只有出了这样的人，出了这样不以挣钱做生意为最高人生理想的人，一个民族才会富有思想和创造力，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我觉得人类大概有一种天性，面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我们会肃然起敬。这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你就是会起敬。这才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标志，是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

　　过去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工夫想文雅的问题。三十年过后，我们的富裕程度已经相当可观，最近一些经济学家朋友给我看了一个表格，显示的是2007年中国各省GDP数字和它相对应的国家。我看了感觉很惊讶，我们不少省份的GDP水平几乎已经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发达国家了。香港是世界上极富的地区之一，香港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香港的公务员和大学教授的薪水是全世界最高的，但香港的文化与它的富裕程度完全不成比例。[/hidepost]　　我并不愿意过于苛刻地批评香港，因为香港确实有很多优点，但如果就文化论文化，香港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香港所有严肃一点的学术出版物基本卖不动。香港的人均收入大大高于台湾，但它的文化氛围远不如台湾。

　　我2001年开始在香港教大学，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客座教授。但我现在已经正式写信给他们，说我今年不准备教了。为什么？我觉得香港的学生越教越差，没有劲头儿再教下去。整个社会太过工商化，一切都是经济、经济、经济，就业、就业、就业，使得学生的眼界非常狭窄。我想他们也许从来不去听讲座，觉得这和自己没太大关系。

　　但是我也担心，这个资本如果再不用的话，很可能会被消耗掉。因为现在这些家长还是比较传统的，再年轻一代，等到90年代的人做了家长，可能就没这个意识了。像香港和美国的家长，他们并不觉得子女一定要在文化上如何如何。

　　我一直强调，大学高于媒体。现代大众传媒天然具有媚俗的特点，因为它是商业机制的一部分，是整个牟利机制的一部分，必然要媚俗，没有办法。而大学不可以媚俗，媒体水平的高低可以说取决于大学质量的高低。媒体人，无论是节目制作人还是主持人，从哪儿来？当然都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党政干部从儿里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因此，谈大的文化氛围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确大学高于媒体的原则。大学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文化看门人的角色。现代媒体扮演不了这个角色，这一功能必须由大学扮演。我们有必要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大学到底是什么。

　　美国的大学非常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奇迹。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功利主义、高度市场化运作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如何保证大学不是如此功利化，不是如此商业化，不是如此被市场所影响，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大学就会不像大学，就不会是思想的殿堂；进入大学的人，也不是来读书、来思考的，而是来挣钱的。

　　我觉得美国大学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比较成功，至少顶尖大学是这样。金钱在那里不被看作是最高价值，最高价值仍然是对真、善、美的追求。

　　我觉得从下一个30年开始，仅仅经济发达、人民富裕、军力强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人民也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高度素养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的伟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