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传统上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的汽车产量销量上也跃居世界第一位，而且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2010年底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在全球各地特别是西方国家到处宣扬中国的经济成就时，今天的中国人，沉迷于“崛起”的幻觉，习惯于听信他人的吹捧，还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不仅未来经济总量超越“世界老大”美国可以期待，中国实行全面复兴也将是囊中之物，世界从此便是“中国世纪”，国际政治即将平稳安宁地发生权势转移。
一、中国的国民意识尚未跟上中国“被强大”的事实
中国式的乐观主义不过是一些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历史的一种最新重复。在经济总量的背后，没有人提及的是，中国其实还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国家。就拿即将“取而代之”的日本来说，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包括城市化率，二、三产业占比，人均收入，社会公平度，婴儿死亡率，高等教育普及率，技术创新能力，社会保障能力等，实际上只相当于日本的1960年代，整整相差了将近50年。日本1970年家庭冰箱比例达到100%，2008年中国的数字仅为60%；日本1970年千人拥有汽车约为120辆左右，中国2008年的数字则不到20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中国在2008年为5500美元，与日本1961年的数字相当，仅为日本1970年水平的一半。与上世纪60年代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性并且建立起了高速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中国现在面临极为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
虽然中国只是看起来强大，但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及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外部世界在看待中国时，却浮想联翩，各种怪论迭出。突出的一个表象时，中国被想象得比看起来要强大。比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今年1-2月号刊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撰写的一篇文章，就对中国又做了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拔高。这位“吹鼓手”大笔一挥，说再过3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40%，而美国将降到14%，欧盟更少，只有5%。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40年将达到8.5万美元，虽然仍略逊于美国，但比欧洲的同期指标多一倍。他指责他的中国和西方同行们，都有眼不识泰山，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过低。相比之下，卡内基基金会不久前的一个评估，就不算那么惊人了，后者预言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50年将比美国多20%——尽管这是目前为止，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个较高估计。
中国“被强大”在使不少中国人产生“盛世”幻觉的同时，会在国际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13亿中国人显然对国家复兴进程中的外部挑战和压力还缺乏意识，还没有做好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心理准备，更遑论养成相关的战略思维，知道如何去化解危机、克服障碍。而从最近500年以来的人类历史来看，世界还没有一个大国，是在风平浪静中兴起的，大国兴起总是意味着打破显存的国际格局，重新塑造既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这通常都会引起原有的国际体系中既得利益国家的抵制。国家兴起是国家与国际体系博弈的过程，博弈成功的国家会乘势而成为新的国际体系中的“立法者”，而落败的国家不是衰落崩溃，就是成为国际体系中失去平等谈判能力的边缘国家。
二、“失去的20年”：美国如何压垮日本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后的经历，就给当前的中国不少启示。日本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实现经济腾飞，并于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在此之前，日本仰美国鼻息、在大树底下乘凉，日子过得波澜不惊。而美国对日本一度保持明显物质技术优势的同时，还拥有强大的精神心理优势。1957年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赴美留学时，亲眼目睹美国的富裕，就曾感慨在他有生之年，恐怕日本都没有办法达到美国水平的一半。谁能想到不过十几年后，日本便已在世界经济中崭露头角，不仅作为“优等生”在亚洲世界脱颖而出，而且在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也变得举足轻重。
当年日本经济崛起给欧美国家带来的震撼，一点也不比现在的中国弱。这一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更为突出。当时，日本借助汽车和半导体的异军突起，在制造业上已经凌驾美国之上，日本公司在此期间向全球扩张，在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游乐业等各个领域全面出击，不到几年，日本的海外资产急速攀升到上万亿的水平。1986、1987年两年日本在夏威夷的房地产投资就达65亿美元以上，日本买下了珍珠港海滩区2/3的豪华酒家、大批楼房、大餐厅、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畜牧场和种植园。美国大陆本土也四处告急：三菱公司出资8.46亿美元收购了被称为美国“富有的标志”和“美利坚的标志”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公司动用34亿美元买下了被称为“美国灵魂”的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出资6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大厦失守；花旗银行总部大厦易帜；莫比尔石油公司总部大厦陷落……据统计，1980年至1988年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10倍以上，日本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和证券资产；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的而美国银行业资产（占美国银行业资产的14%）；控制了加利福尼亚银行业资产的25%以上以及其未清偿贷款的30%；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超过欧洲共同体的总和；购买了30%-40%的美国财政部债券；占有了美国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美国市场上20%的半导体器件，30%以上的汽车，50%以上的机床以及绝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数十种商品和服务是日本提供的。
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也助长了日本人的政治志气。1977年日本首相福田纠夫在访问东南亚时，提出日本外交在继续重视美日同盟关系的同时，要把亚洲外交也摆在重要的位置。到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兴起摆脱美日主从关系的政治思潮，主张日本要重新成为“普通国家”，而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日本要“脱美入亚”。日本国内敢对美国挑毛病的言论也日益增多，典型的就是作家、后来成为东京市市长的石原慎太郎，公开宣称“日本可以对中国说‘不’”。日本的经济崛起也在海外迎来不少捧场者，1979年美国着名汉学家傅高义写下《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对日本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深信不疑。
然而，日本没有做好准备的是，随着“日本第一”的预言在全球各地响起，美国这棵大树便不再是乘凉的好地方，日本人的日子便不再如往日那样舒心惬意。早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便时有发生。但那时美日之间的经济摩擦还不算太严重，美国尚没有把日本当做最大的威胁来源。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则完全改变。当时，美国不断有人惊呼“美国被日本收购”，198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竟把“敲打日本”作为了一个热门话题，美国的《商业周刊》1989年8月7日所做的舆论调查也表明：大多数（68%）的美国人认为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比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更加不利于美国的未来。这使得美日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国未来的政治、安全和战略问题。它反映在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则是在老布什总统期间，美国决策部门将日本排在苏联之后视为了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潜在对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说：“冷战结束了，冷战的赢家是日本。决不能让日本成为冷战后的赢家。”1992年1月，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在新闻中说：“到目前为止，中情局的活动重点是放在监视苏联上的，今后要尽全力将收集情报和开展间谍活动的目标转向与美国进行经济以及技术竞争的国家。”这番话明显是冲着日本而说到的。石原慎太郎在引起美国人反感的《日本就是敢说“不”》一书中说：“如果认真分析一下美国的战略动向，只能认为美国是把日本看做苏联和中国之后的第三个需要引起警惕的国家。事实上，美国也是这样想的。”
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巧妙转移国际视线，使“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流行语言不同，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辗转于欧洲及美国的却是“日本威胁论”。美国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斯·勒巴德合着、1991年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战争》，就是日本威胁论在战略思维的表现。当年，日本是被美国认认真真当作强劲对手来对待的，为此，美国从战略上做出了打击日本的精密计划。美国抑制日本经济崛起的招数，可谓多管齐下，贸易审查、金融打击、扶持对手等，只要能用的统统用上。首先就是在贸易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日之间的贸易战，打得惊心动魄。美国频繁使用以超级301条款为核心的“综合贸易法案”，以不公正贸易为由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改造日本的经济结构和减少贸易顺差，在日本不愿意做出让步时，则直接实施贸易报复。日本在美国的压力面前节节败退。其次就是在汇率问题上做文章，比日元升值和日本开放金融市场、放宽金融监管。对此广为人知的就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本不仅被要求日元升值，还被要求通过超低利率政策扩大内需。在此后的5年时间里，日本的股价每年以30%、地价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日元币值则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达10年之久，这使得国际资本大量进入日本股市和房市的同时，又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日本的经济泡沫就此形成。到上世纪90年代后随泡沫破灭，原先在国际上风光无限的日本金融机构，纷纷跌入美国资本旗下，日本在美国的资产也遭到贱卖。日本迎来的是近20年的经济停滞，所经历的不是“失去的10年”，而是“失去的20年”（日本《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语）。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来的表现，尽管也有人提出日本经济近二十年以来的“难看”数据，不过是日本在“知强守弱”，是运用障眼法将日本财富深藏在了柔弱的外表之下，但是美国通过一套组合拳将日本击倒在拳坛、使日本原本的发展进程遭遇了重大挫折，却并不能完全掩盖。近年来，随日本进入少子化、老龄化社会后，日本社会的普遍忧虑心态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困难等情况看，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年，不说“失去”，也比以往的好时光是大打了折扣。
三、“日本威胁论”反映“美国第一”战略思维
从美国当年对付日本经济崛起的经历中，可以对美国应对其他国家兴起的战略思维略窥一二。首先是美国绝对难以容忍其它国家超越美国。无论口头上是如何宣称欢迎他国崛起，欢迎新兴力量与自己一起参与管理世界，美国对可能超越自己的国家的忌惮，是深埋于自身的战略无意识、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的。就如今天美国重要报章频频预测中国将于某年某月某日登鼎、美国将退居第二一样，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超过美国后，美国舆论到处都在宣扬日本即将在经济上全面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下意识的反应，是1990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罗切斯特工科大学（RIT）举行了击溃日本经济的研究会，并以“日本2000”之名出台系列报告；克林顿刚刚执掌白宫权杖，便要求《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的作者傅高义与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约·奈一起研究对策，决不能让日本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美国一定会从战略层面看待其他大国崛起对自己的影响，会从长期性的趋势衡量大国关系的变化，贯穿其中的乃是实力逻辑。这种思考方式，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最有代表性，他在20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大国的兴衰》，就是从经济、人口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近五百年来的大国关系变化，他说大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最常见的矛盾，就在于大国的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导致大国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相对变化，从而产生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由此又形成所谓新兴大国与守城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对立。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忌惮，因此来自于其他大国与美国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但又绝不仅仅在经济层面。这从冷战尚未完全终结、日本经济看起来正如日中天之时，美国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战争》一书便可知晓。从表面看，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日本威胁论”在美国兴起，是起因于人所熟知的美日贸易摩擦，日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日本国内的市场相对封闭。然而《下一次美日战争》的两位作者却告诉人们：美日摩擦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担心日本将会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取得对亚洲太平洋事务的控制主导权。取得这种结论乃源自美日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关系史的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日间的争端，基本成因就在于两国对东亚西太平洋的争夺，日本如果顺利控制这一区域，美国的关键性国家利益就无法得到保证。而日本从经济上崛起，如果以此为突破口，扩大在亚洲的政治地盘，重新在军事上武装自己，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其全球战略部署和作为霸权国家的地位便会受到挑战，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
其次是，一旦被美国认定为对手，美国就会使出全身解数以打垮对手。这鲜明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为压垮对手，美国会表现出充沛的战略意志。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感受到日本的经济威胁后，美国为从经济上制服日本，前后足用了20多年的时间。光是与日本的金融战争，美国压迫日本先开放金融市场、接着日元升值，持续说服、谈判、威胁，就用了14年的时间，逼迫日本节节抵抗却节节败退，逐步改变自己以主银行制为特征的金融体系，并被吸纳进以放松监管为特征的美式金融体制中，最后导致日本经济中泡沫大量产生并到顶点时破灭。另外一个是，美国会软硬兼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为打赢与日本的经济战，动用了贸易制裁、谈判压服等多种手段，威逼日本开放市场、改革金融体制，在日本不从的时候则施加政治压力，还与其他国家联起手来共同施压。美国在压制日本时战略意志之坚决、手段之猛烈，都凸显了美国在面对潜在挑战者时的战略本能。
四、中国将承受远大于当年日本的外部压力
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奥巴马突出强调“我不能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这种言论与当年美国面对日本挑战时的舆论氛围何其相似乃尔！时光过去20年，在经济总量即将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世界各地频繁预测何时将超越美国时，当下中国正在扮演当年日本的角色，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强势者着力防范甚至打击的对象。
这种挑战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就曾出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威胁论”声浪的经久不息，便是证据。美国这些年一直把中国当作对手来看待的，连续多年的美国年度国防报告，都是将中国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和“竞争对手”。不过，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反恐战争，却一度转移了美国的视线，中国得以相对安然过了几天“好日子”。但2007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的国家实力相对受损，而中国却在世界各地被吹捧的场景，无疑深深刺激了美利坚民族的战略神经，美国不少企业和政治家，开始把美国失业增加、贸易失衡、国力相对衰弱的板子，打到中国身上。2009年底以来，美国频频对中国施加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要求中国实施人民币升值、接收碳排放检查，并以实施对台军售、接见达赖喇嘛等主动挑起与中国的争端，中美关系在最近一段时间骤然由“同舟共济”进入了“阴云密布”。不仅美国，近段时间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充斥对中国的指责之声。这种激烈冲撞的局势，已经不能再简单视为黎明前的黑暗以及不过是中国对外交往中的一段不和谐的插曲，而非常可能是当前世界格局中中国对外交往将要面临的长期性态势。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后受到的国际压力，将比20年前的日本要大得多。
从外部来看，当年日本与美国还是盟友，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与美国并无根本分歧。从内部来看，当年日本基本已不存在族群和阶层对立问题，国家认同度高；同时技术创新能力强大，处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高端；地区和城乡发展相对均衡，人口再生产水平相对正常；明显不利的是军事和外交能力不足。而当前的中国与美国处在半敌半友的状态，国内贫富差距明显，在技术能力上则处在世界产业和技术低端，从军事上说武器和军事技术系统与国际先进水平也差距甚大。基于此，中国今天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然生存，迅速把不断生长的GDP水平转化为坚实的国家战略能力，这样，才能够实现全面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