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出生于1935年5月，而季羡林在当年8月就去了德国。小时候，他对父亲的印象，只是家人告知的墙上的一幅照片季羡林回国后，在季承的记忆里，两人也从来没有过那种父子之间的肌肤之亲，甚至连手都没有牵过，但有一个场景令季承印象深刻：一次季羡林空闲，摸了摸他的头说：“怎么不把头发留起来？像个当兵的。”

　　“记得父亲在摸了我的头之后，立刻去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冲手，使我感到很新奇。”

　　父子还没来得及熟悉起来，季羡林就回北大教书了，只有寒暑假才回济南的家。再后来，季承和姐姐婉如先后考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但是和父亲的感情依然疏远。一般说来，他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谈什么。见面之后还要礼貌地握握手，所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家庭、个人，大家就像是陌生的朋友。

　　姐弟俩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如何使父亲真正融入家庭。季承说，也许他们做得不够，也许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几十年来，季老一直自外于家人，对家人冷淡，几乎不闻不问季承结婚的时候，季羡林送了200块钱，就什么事都不管了 办婚礼时，他给父亲写了信，写了地址，但当天左等右等不见他来，后来一问，父亲说找不到地方，就回北大了。

　　季羡林还有一些“怪毛病”：不许女儿用自来水拖地、刷卫生间；节电成癖，不同意买洗衣机、电冰箱、抽油烟机等家用电器，一家人在屋里聊天，他也会进去把灯和电视关掉：不让人给他换洗衣服、床单；还有储藏东西的习惯，别人送的茶叶、食品，都收起来长期保存，偶尔拿出来请客时，不是生了虫子就是变了质；爱书如命，子女从不敢借阅他的藏书，偶尔翻阅也会遭到白眼。

　　更令季承辛酸的是，季老对亲人生死的淡漠。1989年春节后不久，为季家操劳一生的叔祖母过世，在她住院的20多天里，季羡林一次都没有前往探望。这之后的7年间，季承的姐姐、母亲、姐夫相继去世，季羡林也都没有送鲜花，没有去吊唁，没有去告别。

　　后来，季承在整理父亲未完的遗作《最后的抚摩》时，发现了一段文字，讲述了季老有一天来到病房看望老伴的场景，字里行间充满不舍：“德华和以前一样躺在那里，似睡非睡，脑袋直摇晃、我抚摩了她的手，她的额部，都是温温的。这温暖直透我的心。她没有睁眼，也没有看我，哪知道这就是最后的抚摩。”

　　季承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父亲还抚摩过母亲，父亲也有温存，并非冷若冰霜。他突然意识到，每位人物身后都会有他的难言之隐，季羡林也不例外父亲不是无情之人，只是对家人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