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学校规定师生均须佩戴识别证，否则不得入校。有一天，黄侃去上课，新来的校警不认识他，不允许他入校。黄侃说：“我是黄季刚（黄侃字季刚）教授，到学校上课的。”校警并不买账：“你不戴识别证，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黄侃大怒，把皮包和讲义往校警怀里一塞，理直气壮地说道：“你有识别证，那就请你去上课吧！”
1982年5月，应吉首大学的热情邀请，白发苍苍的沈从文先生登上了故乡最高学府的讲台。面对千余名师生，沈从文无比谦逊地说：“我是毫无成就的，我到北京时连标点符号也不晓得。原本想卖卖报纸、读读书，一到北京才晓得卖报纸没有机会，那是要分区分股的。至于说到做文章，做学问，我这个人就糟糕透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字认不得。我是假知识分子……”
然而，正是这个“假知识分子”用他的《丈夫》《边城》《湘行散记》等名篇倾倒了国内外成千上万的读者；正是这个“假知识分子”，用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1935年，费孝通通过清华大学毕业考试；次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前往英国留学。1939年春，他写成了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将其作为博士论文提交给伦敦大学专门的考试委员会。
那次，考官只有罗斯爵士一人，考试地点是费孝通的博士生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家里，考试过程就是喝酒。为此，马林诺夫斯基特地准备了好几种酒。答辩一开始，罗斯爵士首先举杯向马林诺夫斯基道喜，祝贺他的学生在学术上做出了贡献。随后话题很随意，扯得很远，只是喝酒不断：到了最后，还是马林诺夫斯基想起该办的手续，于是请罗斯爵士在一张非常考究的学位审定书上签字，并再喝一杯酒，祝论文答辩圆满结束。
在一次教育界聚会上，艾森豪威尔被安排发表演讲。当时，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根据预定程序，他将在最后上台二
令人不安的是，前面的演讲冗长而乏味，听众已感到厌倦，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离场。轮到艾森豪威尔出场时，只见他环视了一下昏昏欲睡的听众，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每一篇演讲稿，都应该有标点符号；每一场报告会，其实也应该有标点符号。而我呢，便是今天的标点符号中的句号。”
还没等到他讲完，听众便兴奋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厅的气氛大变，艾森豪威尔这才进入正题。他后来曾对人说，这是他在教育界任职时最成功的一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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