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2日清晨5点多，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碑沟小学48岁的老师王勇起床了，他简单地扒了几口饭，就出门往河边走。
王勇从来不敢赖床，因为每天早上6点，孩子们都会准时在村头的渡口等着他。山里温度低，如果他出门晚了，孩子们就容易被冻感冒。在过去的20年里，在每个上学日的早上，王勇都要划着船，把住在河这边的孩子送到河那边去上学：到了傍晚放学时，再划着船，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
摆渡者
1984年，20岁的王勇刚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人介绍，他进入了教育系统，成为一个民办代课教师。
1989年，王勇与当地一个叫任淑梅的姑娘结婚了。妻子一家人时常劝他，不要继续担任民办教师了，甚至有亲戚对他说过这样刺耳的话：“你怎么就找不着活儿干了？一个月拿这三十、五十的，我都瞧不起你！”
碑沟村的前任村支书隋延文也记得，1992年，他曾3次找到王勇，希望他能到村委会工作——老支书想把这个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而另一个很具诱惑力的条件是，当时村干部的年收入，是王勇的10倍。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民办教师考虑了几天，却拒绝了这个人人羡慕的“肥缺”。
时隔多年之后，当回忆起这件往事时，王勇露出一丝轻快的笑容。“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众口难调，天天得挨骂。我可干不了这样的活儿。”他说，“还是当老师自在，和娃娃们在一起，老开心了。”
1990年，从教6年的王勇调回了碑沟小学。他是当时村子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之前，一直在县里的其他学校担任代课教师，调回这儿的目的，是为了照顾H渐年迈的父母。
他每天划船上下班。有孩子家长找到王勇，希望他能担起接送学生的担子，他爽快地答应F来。但不曾想到，从这时起，王勇也开始了自己的“摆渡”生涯，而且一千就是20年。
和城里的许多小学比起来，碑沟小学无疑是简陋的，可这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的一所小学，也是村里孩子就近上学的唯一的去处。居住在南岸的家长们，小时候几乎都有过河上学的经历，并深知这其中的辛苦。为了给孩子创造好…些的教育条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搬离了这个小村子。
现在，每天跟着王勇上学的，只剩下了6个学生，最大的上六年级，最小的上一年级。
二年级的陈伟，是个梳着辫子的小姑娘。有一次王勇背着她过河，陈伟左脚的凉鞋没系紧，滑进了河里。王勇把她送到岸上，连忙回身去捞，却没捞着。丢了一只鞋，陈伟没法走路了，再加上心疼刚买的粉红色凉鞋，小姑娘就趴在王勇的背上，一路哭回了家。为了哄她高兴，王勇特意买了一双新凉鞋送给她。
六年级的尤明林，是这群孩子里最大的，王勇已经送了他6年。这个小男生正在长身体，每次王勇背他过河都很吃力。“如果没有王老师，我恐怕读不到这个年级。”尤明林感激地说，“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在这群学生里，有两个特殊的孩子，他们来自一个特别贫困的家庭。11岁的姐姐王名月，上小学三年级，她患有先天性斜颈，总是歪着脖子看人；弟弟叫王名利，患有严重的兔唇，口齿不清楚。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去看病。现在，王勇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找到好心人来资助这对姐弟。
“我自己是穷人家出身，所以我太明白这些穷孩子了。”王勇说，“我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地走出这个穷山沟，过上正常的城里人的生活，不要再回来。”
可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生活离孩子们还有些遥远，起码，他们得先过了眼前的这条河。
船、桥和老师的背
起初，用来摆渡学生的，是王勇自己制造的一条小木船。它长约3米，最宽的地方有1米左右，一次只能载四五名学生。最多的时候，王勇一个早上要来回三四趟，才能把学生们都送过河去。2002年，县教育局给王勇配发了一艘大型铁皮船，这艘船带着柴油发动机，长约6米，宽1.5米，一次能运10个人，速度也快了很多。王勇终于告别了人力划桨的日子，这让他高兴了很长时间。
不过，无论是木船还是铁船，过河时，王勇和孩子们都是小心翼翼的，再活泼的孩子，上了船也都立刻安静下来。
每逢秋天的清晨，河面上都弥漫着浓浓的大雾，能见度只有两三米，经常辨不清方向，船会在河面上打转，有好几次险些和来往的其他船只撞上。后来，大河上空拉起了一条电话线，王勇让年龄大一点的学生趴在船头，看着电话线的走向，才能勉强渡河。
每到冬天，大河冰封，无法行船，王勇就带着孩子，小心翼翼地穿过冰面。他走在最前面，拿着一根长木棒，敲击着前方的冰面，来确定能否行人。
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1995年的冬天。王勇一脚踩破了冰面，大半个身子掉进了冰窟窿里。他一边喊着让孩子们不要靠近，一边用手肘支撑着冰面，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从冰窟窿里爬了上来。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棉衣和棉鞋都结成了冰疙瘩，全身上下“有两百多斤重”。母亲和妻子搂着他心疼得直哭。
每年有两段时间，王勇是最辛苦的。一段时间是在冬天，河水还没结冰的时候，他不到4点就要起床，烧上一桶开水，烫一下船上的机器，否则机器根本启动不了。另一段时间是春季的枯水期，水位要回落30多米，大多数地方的江底都裸露出来，随处可见干枯的水草和龟裂的泥滩，那艘铁皮船也趴在岸边，动弹不得。而这段时间，河水还是有几十米宽，挡住了孩子们上学的道路。每天早晨，王勇只能背着这些孩子瞠过河去。
为了背孩子们过河，他特意买了一双能够套到大腿的长筒胶鞋，但很多时候，胶鞋也派不上用场，因为光着脚，“踩石头踩得紧，不容易打滑”。因为长期浸水，王勇的双腿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每到发病的时候，双腿红肿得像大萝卜，现在，他天天晚上都得用热水烫脚。
摆渡者的家
王勇的家，离碑沟村的村口不远。他和妻子住着2007年新盖的一座小平房，年迈的父母住在不远处的祖屋里。祖屋已经盖了20多年了，年久失修，屋顶被烟火熏得发黑，时不时地往下掉土坯。
对王勇送村里孩子上学，家里人都持反对意见，反对最激烈的，自然是妻子任淑梅。
最直接的反对原因，来自经济方面。王勇的家境并不宽裕，尽管他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来块钱，但妻子没有工作，在家务农。他一边要赡养两个老人，一边要养育18岁的在宽甸读高中的儿子。但这些年来，他每年都得在这艘铁皮船上搭进数千元：零件坏了要更换，船体要时不时地维修，光是一年的油费，就是1000多元钱。这些费用，大部分都是王勇自掏腰包。只有实在缺钱的时候，王勇才会向学生家长象征性地征收一点油钱，每个孩子每天5角钱。
其实，王勇也曾想过放弃。可他要是撂了挑子，孩子们怎么办？犹豫再三，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不仅如此，现在，妻子和父母也逐渐接受了他的“傻劲儿”。
现在，王勇不在家时，妻子就主动顶替。开船的事儿，父母帮不上什么忙，但老人家主动当起了“安全监督员”，经常绕着铁船转个把小时，检查机器和船身。
村里的村民们除了种田外，大多都有些副业——养养蚕，种点烟草，可因为接送学生，王勇每天都得早起晚归，仅有的几亩农田全靠妻子侍弄。因为人手“不够”，他家至今没有副业。
对于自己的儿子，王勇也有个愿望，希望他将来也能当一名老师，哪天自己老得实在干不动了，儿子能接替自己继续摆渡，让村里的孩子们有学可上。当他和旁人说起这个想法时，妻子可不答应了。这个农村妇女扯着嗓门吼道：“你自个儿上了贼船就算了，别把孩子再往火坑里推！
曾有人问王勇：“送了孩子20年，你觉得这事儿究竟有什么意义？”“我说不出什么大话来。”王勇憨厚地笑了笑，“我只能说，我在一天，孩子们就能安安全全上学一天，我的命，也就是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