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八”——自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保证经济增长的意志被概括为这样简洁有力的两个字以后，即使政府不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这个目标，每年不低于8%的实际GDP增长率也已经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国内外公众和主要企业、金融机构评判中国经济形势和政府工作实绩的标杆，《华尔街日报》干脆将“8%”说成是“中国一直坚守的图腾般的经济增长目标”。可是，世易时移，“保八”从首次提出至今已经13年，当我们规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时，我们还需要继续坚守这个数字吗？
“保八”的成就
毋庸否认，在东亚金融危机黑云压城之际，提出“保八”确实充分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不仅能够提出简洁、鲜明、有力的目标口号鼓动全社会干劲，而且能够有条不紊地组织实现目标，这一点正是中国与印度等某些热门新兴市场的关键区别。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强大的政府行动能力并非万能，但政府没有行动能力却是万万不能的。由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与增长的贡献日益扩大，中国“保八”对维系全球公众信心、保持世界经济稳定与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这一点主要还是表现在东亚区域之内，使得中国跃居东亚经济稳定之源；到了这一场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中国“保八”及其成功已经具备了众所公认的全球意义。
在更长历史阶段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保八”及类似经济增长定量目标契合了历史阶段和国民深层心理，因此能够在中国社会发挥神奇的动员作用。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曾断言：“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现实社会主义首先是从“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即相对欠发达国家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国家打开了突破口，这些国家的国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期望对内是社会公正，对外则是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经济基础，琼·罗宾逊揭示的就是现实社会主义的这一本质特性，林毅夫等人也正是据此将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命名为“赶超战略”。从改革前到改革后，中国产业发展重点和宣传口径发生了变化，但“赶超”实质始终如一。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保八”这样一个高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高于中国经济赶超对象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社会方能一呼百应，它激发的不仅仅是少数企业家的“动物血气”（借用凯恩斯语），而是整个社会。
与此同时，这样一个目标又是可以努力实现的。从完成战后经济恢复的1953年至2008年，共计56年时间，虽然历经天灾、外部全面贸易封锁、连续30余年的战争威胁、国内探索失误和政治运动干扰，按不变价计算，实际GDP增长率也只有23年低于8%；1978~2008年31年间，在此前实现的独立自主、军事安全、打破贸易封锁、普及全民教育和医疗卫生保障、水利设施、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等成就基础之上，中国只有7年实际GDP增长率低于8%。过去3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9%，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潜在增长率也是在9%~10%之间。
“保八”必要性趋向递减
其必要性递减首先体现为中国GDP增长率的优势在横向比较时极为显着，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内也不会根本改变；因此，既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已得到充分发动，即使是为了继续赶超发达国家，我们也无需继续依赖将“保八”列为必须实现的硬目标了。无论是1992~2001年平均增长率，还是2002~2009年经济增长实绩，抑或2010年预期经济增长率，中国增长率都是全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多至3倍多，是美国的3倍多至24倍，就算是2010年全年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到10%，GDP增幅比印度最少也要高出1.2个百分点。中国GDP已于今年第二季度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尽管我们希望经济尽可能高速增长，但理智告诉我们，接近12%的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该做的应该是软着陆以防止经济泡沫膨胀失控，而不是一味继续追求高速增长。
不错，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受两面夹击，发达国家会继续大力狙击中国“赶超”他们的努力，另外一些热门发展中国家又在努力“赶超”中国，西方国家也在有意识地扶植这些发展中国家“赶超”中国，同时不遗余力地唱衰和遏制中国产业。
随着近年印度经济增长实绩改善，而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开始感受到劳工权利、环境等多方面约束，某些西方机构一改昔日声称印度服务业增长模式优于中国制造业增长模式的口吻，开始宣扬印度制造业即将赶超中国。2010年6月24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调查报告，声称印度制造业正缩小对中国的差距，预计可在5年内赶上中国，引起一些国家舆论热议。但看看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普及情况，看看这些国家要解决上述问题时面临的体制缺陷，看看这些国家政府效率与中国政府的差距（2010年印度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一团糟的筹备工作就是证明），看看这些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与中国的差距，看看这些国家活跃的反政府武装及其战斗力……我们不难判断“印度大放光芒”（India Shining）之类宣传成色几何。
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变化也正在削弱继续强调“保八”的必要性。当年之所以提出“保八”，重要原因之一是只有保持8%以上的增速才能创造足够就业机会，以保证社会稳定与发展；但现在面临“人口红利”枯竭问题，新增劳动力有可能将要见顶，通过高增长创造新增就业机会的压力无形之中趋向减轻。
单纯看目前的绝对数字，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及失业率仍然较高。1978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530万人，失业率5.3%；1984年末下降到235.7万人、1.9%；2009年末是921万人、4.3%。但90年代及以前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没有考虑众多隐性失业，以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当时劳动者挑剔工作条件和薪酬者较少，登记失业者都是实实在在难以找到任何就业机会的人；今天隐性失业和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城镇登记失业者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摩擦性失业，即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或对工作条件及薪酬不满意而引起的失业。我不是要否认继续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性，不是要否认失业者的生活压力和精神痛苦，但无论怎样的“人文精神”都不等于强求我们放弃客观评估问题的程度。
中国“人口红利”枯竭问题还将进一步减轻为了保障就业而继续强调“保八”的必要性。在理论上，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耗竭的“刘易斯拐点”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强力实施近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还将加快“刘易斯拐点”到来。有些人认为中国新增劳动力数量2010年就有可能见顶；尽管新人口普查还在进行，尚难断定这一判断是否准确，但在入学率保持在接近100%的情况下，通过各级学校招生人数减少的趋势，我们不难判断“人口红利”枯竭问题正在逼近：普通小学招生人数1980年高达2943.3万，1994年2537万，然后连年下降，2009年只有1637.8万，比1994年少了近1/3；普通中学招生人数1980年为1934.3万，2003年达到2947.4万的最高峰，至2009年已经下降到2616.7万……
“保八”副作用日益显现
更有甚者，随着各类利益集团的成型与崛起，随着他们扭曲政策“水平”日长，继续将“保八”列为必须实现硬目标的副作用也日益显现。这种副作用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难以推行，导致过剩产业产能无视三番五次调控而继续扩张；也表现在环境常常沦为牺牲品。
在理论上，要求全国实现8%经济增长率，并不等于要求所有地方都实现不低于8%的增长率，而应该是允许各地增长率有高有低。特别是一些属于环境生态涵养区的地方，最大的“发展”应该就是经济不增长。但在实践中，将“保八”列为必须实现的硬目标常常导致各地都制定比8%更高的增长目标，其它一切都必须在这个目标面前让路。今年，为了遏制房地产市场泡沫，保障民生，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这部“新国10条”号称“史上最严厉房地产新政”；但房产新政出台不过两个月，“地产总理”任志强就在演讲中讲出了大实话——“保八”目标会让政府对楼市的调控松动，“保八”是经济政策的一条底线，“不管政策对错，保不了8%就都是错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史上最严厉房地产新政”在许多地方难以落实，这一轮房地产调控认识深，决心大，力度轻，以至于被许多人讥为“空调”，调控半年之后，不少城市房地产市场不但没有明显降价，反而再次出现了回暖。
在资本与腐败权力、黑恶势力结盟的最糟糕情况下，“保八”、“改革”、“发展”之类旗号还会沦为“理直气壮”公然践踏人权和明目张胆违法乱纪的保护伞。数年前在湖南嘉禾违法拆迁案中，推行者杀气腾腾喊出了“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后来揭出的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等腐败窝案则证明，他们如此不遗余力招揽的“外资”项目不过是商人与当地官员合谋攫财的工具而已。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保八”、“改革”、“发展”之类旗号下，目前甚嚣尘上的“土地流转”和“产业开发”完全有可能成为掠夺农民衣食之本的借口，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从来就是动荡之源。
这些年来，打着形形色色旗号的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招数已经制造、激化了众多社会矛盾；在土地问题上如果有人企图如法炮制，社会化的“成本”将是整个社会的天翻地覆。
正如李京文先生所述，为了保证一般的经济要求，实际上有5%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就够了；即使考虑到国际竞争和其它因素，继续将“保八”列为必须实现硬目标的必要性也在递减，其副作用却日益加剧。我们承认“保八”曾经发挥过的重大积极作用，也承认在更远的未来、在下下个阶段我们可能会有必要重新提出类似“保八”的目标，但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让我们超越“保八”，这不是抛弃，而是扬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将在不断的扬弃中走向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