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
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回家,就是天大的事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
高秉涵成了菏泽同乡的中心人物。这些一辈子都未忘记乡音的菏泽人频繁地聚会,只不过,他们的话题屈指可数: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后来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每次都听同样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总是在饭桌上兴高采烈地讲起小时候在乡间犁地,和父亲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鹌鹑,讲起老家的风俗“压床”。
当然,还有许多逃难路上的故事。
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中秋节刚刚过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枪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着他登船。
天已大亮,当他在最后一刻挤上船时,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硝烟和血雾弥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绝望地哭喊着,有的拿起枪向船上扫射。舱门关闭,将正在那里的难民拦腰夹断。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将尸体和残肢不断地扔进海中。
当登陆艇离去时,海水变成了猩红色。高秉涵站在船舱盖子上,那里到处是人,甚至连蹲下的空间也没有,空气中飘荡着“火药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是1949年10月16日。仅仅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此岸,曾经像是一生也回不来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一样,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菏泽同乡卞永兰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纪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她终于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找机会回到菏泽。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台湾的菏泽同乡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请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点家乡的特产。高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许多人脸上神情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之后则要分配卞永兰从菏泽提回来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为高秉涵是律师,他被指派执行“分土”。经过激烈的争论,同乡们约定必须凭籍贯栏中写有“菏泽”二字的身份证方可领取,并且“每人一汤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责任重大,可分到两汤匙”。
直到今天,当高秉涵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层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手颤抖,还没等包起纸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最后,高秉涵又给他分了一汤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乡们脸上“又得意又哀伤”的表情,让高秉涵终生难忘。
这个“分土人”,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同样在那个保险箱里的,还有他和太太多年来积攒的金条、金饰。而另一匙泥土,则被倒进了茶壶,加满开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喝完”。
这些带着“故乡味儿”的泥土,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边喝一边哭,“流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还要多许多”。
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
当年,逃难路上连绵的战火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东西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直到今天: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毕业证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以及“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
这几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尽管褪色发黄,却仍旧珍贵无比。除此之外,故乡留给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记忆。当他发现“反攻”无望,便开始拼命地要记住过去的每一个片段,并将家乡的每一点细节都写在日记本中:“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
他的家乡,就建筑在无数条细枝末节的记录之上。如今看来,它们大部分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他写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也记下了大豆、麦子、高粱、谷子,至于棉花,则“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就连家里的小狗也被记录在册,“额头上有一道白线,名叫‘花脸儿’”。当然,还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树、一眼井和村西边的一座小庙。
“拼命地记,就好像给我家照相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划着,“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样的7本日记,被他周围的菏泽同乡视为珍宝,每当想家的时候,总会向他借来看看。日记被来回传阅,直到翻得卷边儿、掉页。
199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家储藏日记的地下室。日记毁了,但记忆还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土地没有变,节节草没有变,金黄色的玉米还是被晾晒在那条熟悉的土路上。当高秉涵踏上那条路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就蹲下来,就哭吧”。
当然,更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那条在年幼的孩子看起来很宽的村路,“今天看来原来这样窄”。他家的祖屋,如今虽然还长着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经是一家远房亲戚。他找到了小时候和自己一起捉萤火虫的玩伴“粪叉子”,可是粪叉子也老了,“弓着腰,拄着拐杖,走路很慢”。就连棉花的开花时令,也向后延迟了两个节气。更何况,这里再没有他的母亲和姐弟了。
这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
“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杀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杀了共产党”。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这是一个太过艰难的决定。在高秉涵的印象里,这个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女人,几乎没有过过团圆日子。先是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后没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当地一个“圆月祭灶,家人齐到”的习俗,竟然从来也没有完成过。
但她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因为担心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分不清方向,这个母亲反复叮嘱:“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有个星星的是八路,跟着军帽上有太阳的走,国军不回来,你就别回来。”
时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母亲讲这句话时的模样。他还记得自己离开家时,外婆从树上摘下一颗咧嘴的石榴塞进他的手里。他坐上马车,使劲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头望时,马车转了一个弯,母亲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飞扬的尘土。
在“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他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紧紧跟着国民党部队。鞋底磨破了,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脚底板上先长了水泡,又长了血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脚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脚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赶部队。有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自己一旦睡着,就会错过不远处队伍的开拔时间。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间废弃书局散落一地的图书中,拣出了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从此之后,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难的路线图。
一天傍晚,连续走了两天的高秉涵终于跟上了正在安营开饭的国军,炊事员大声喊:“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但他身上只背着一个瘪瘪的包袱,没有茶缸,也没有碗。他连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张芭蕉叶,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还没等他挤到粥锅旁边,前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追上来了!”那些士兵举起还没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挤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间他身后的士兵摔倒了,满茶缸滚烫的稀粥都泼在了他的腿上。
没有人理会这个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泪的小孩,就连他自己也顾不上“这点小伤”,只有逃,拼命地逃。这些伤口最终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复地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总会卷起自己的裤脚,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着大块的黑色疤痕。因为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裤,也不敢进泳池。“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最后一班船。
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对于那些从各个不同港口逃到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曾是他们最迫切的梦想。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等到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时刻。其中有一个,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金门逃兵”成为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士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的路上被强拉入伍,跟来台湾。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乡。但看得到,却回不去。
士兵决定利用自己的渔夫本领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海水冲涩了他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就举起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历史一样,颠簸反复,终点总是难以预见。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
那种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条与死尸为邻、和山猫大小的老鼠抢食的逃难路上,他曾经也有许多次机会,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时,他是多么地想念妈妈,想家里的小狗“花脸儿”,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学同学“粪叉子”,想菏泽的烧饼,想极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弃了。在福建龙岩,他随国军部队一起住在白土镇,那时,他已经由一个小难民被收为学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个平常不太讲话的福建女人,过了数日,她突然问这个流浪的孩子:“我是个寡妇,没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儿子吧。”
那时,高秉涵已经听说队伍将要去台湾,尽管当时没有人能预言未来,但就连这个孩子也模糊地感觉到,“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队离开白土镇的夜晚,这个想当母亲的女人将他藏了起来。但没过几天,部队发现这个一路像影子一样跟着的小孩失踪了,断定是被寡妇“绑走了”,于是派来4名士兵,将他押回。
一个小小的转折,却足以改变他的人生。
最终他过了大海,去了台湾,在那里度过大半个人生,求学成家,先后成为法官和律师,并且最终也没能再见自己的母亲一面。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地址,便只好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则是母亲“宋书玉”。
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
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宋书玉逝于吉林辽源,她晚年和小儿子住在一起。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夹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另一半骨灰,一定要回到菏泽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反复地讲述着一些故事,关于童年和乡土。偶尔,年轻的孩子们会不耐烦地打断他,“爸爸,不用再讲了,那些故事我们简直都背得下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时间可以回到家为父母扫墓,看看田里生长的豆子和玉米。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组织的回乡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3人。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有些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小姐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但老人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