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导演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也得是酒。你拍的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最后还是葡萄。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应该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原料勾兑出来的。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我听到过很多对我电影的批评，大多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这位导演的批评却超越这些表面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想听姜文道歉
我给姜文拍过《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爱聊天，但非常害怕和姜文聊。我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
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非常单纯，不顾一切，不能掺杂别的东西。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押在上面，奋不顾身只为登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人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的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的胜利者;加里森敢死队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路。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被拉出去枪毙了。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的哥儿几个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须确保胜利，还不能牺牲。两类战争的参与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战争，巴顿会把话语权牢牢把握在手，小哥儿几个只有听的份儿。
拍《甲方乙方》时，巴顿的首选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英达。抬起杠来，英达、姜文的聪明智慧非常够用。因为这一点，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姜文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我又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萌生了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能在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时，说一声：我错了。
搬起石头砸脚
1991年，拍《北京人在纽约》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奥伊斯特贝小镇。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的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争执。
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这部电影我看过七遍。”
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看过无数电影。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儿。为此，姜文和马晓晴打赌，赢家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剧组的人也分成两派。以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站在姜文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我当时还没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
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奥伊斯特贝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才回去。
回到剧组后，我们发现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
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
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
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
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杠。”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
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知道自己稳赢再和他抬杠。”
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的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我觉得他就不可能错，他太聪明了。
淤出来的聪明
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姜文的破绽。每次我见到他，都想对他说，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我觉得这话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我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时，给我敲过一次警钟。
几年前，一个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我导演的电影《活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据说姜文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成名词使用了。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消息，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应该主动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他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
把“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富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演的富贵断然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充满智慧。每到这时，我都在想，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导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细一琢磨，我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富贵真的这么有智慧，这么主动，我们还能被他的苦难刺痛吗?
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最好，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
最后，我要说的是，尽管姜老师有失误，但不能掩盖他对中国电影的贡献。过去、现在、将来，他无疑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