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驱车疾驶在通往塔尔努夫镇的公路上。安迪，我的司机，一边开着车在木制马车之间左突右冲，一边趁此机会和我练起了英语。“你去塔尔努夫干什么?”他问道。
“我是去寻找一个女人，她曾经照顾过我的母亲。索菲亚·科尔岑斯卡。”我从包里取出一封皱皱巴巴的航空信封，背面的封口处写着地址，笔迹是很匀称的欧式风格。“她年龄很大了，我甚至都不敢肯定她是否还活着。”
当我告诉妈妈我要随一个旅游团去中欧时，她的眼睛一亮，问道“艾蒂，你能不能去找一下索菲亚?”
她们最后一次见面距今已经70年了。在这70年中，整个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沧桑巨变。她们两人都度过了少女时代，成了家，生了孩子，过着迥然不同的日子，但她们的感情却一直保持了下来，个中的奥秘我只能试着去理解。
我告诉她波兰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能抽出的时间也很有限。我感觉不可能找到，但还是说我会想方设法去找。
1916年，索菲亚从克拉科夫来照看我的母亲多蒂，那时我母亲还是一个婴儿，住在新泽西州的萨米特镇。索菲亚当时21岁，纤细柔弱，淡棕色的头发挽成一个小圆髻。她干活很踏实，笃信罗马天主教。在母亲的记忆中，她总是跪在房间里祈祷，周末休息时总是去教堂。但是，索菲亚留给别人最深的印象是荡漾在她脸上的灿烂的笑容。
母亲小时候体弱多病，索菲亚对她关爱备至。母亲每次发烧时，索菲亚总会坐在床边，想办法帮她把体温降下来。
每天下午索菲亚会给母亲把被子掖好，让她好好睡一会儿。可是母亲总是悄悄地溜下床，踮着脚尖，钻进楼上索菲亚的房间。在那里，她可以坐在地板上凝神静听索菲亚给她讲关于波兰的故事。索菲亚一边讲，一边缝制小裙子、有褶边的衬裤或丝绸围巾，那飞针走线在母亲眼里犹如魔术一般。而这些东西都会变成送给我家的圣诞礼物。
这一切都是美好的记忆，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些记忆就很有可能已经褪色了。
母亲7岁时的一天，索菲亚走进客厅，手里拿着一封信，低声哭泣着。“我爸爸病得很重，”她终于能控制住自己，开口说话了，“他需要我回去。”
几天以后，索菲亚就买好了回波兰的船票。“在后车厢里，我爬到索菲亚的腿上，”母亲说，“我们一路哭到纽约。索菲亚上了船。汽笛拉响了，她站在甲板上向我们挥手。船开动了，变得越来越小了。她就这样走了。”
好几个月里索菲亚杳无音信。终于有一天，我们收到她的一封航空信件。她告诉我们，她父亲在火车站接她，看上去气色很好。有一个小伙子和他在一起。她父亲介绍说，他叫弗拉基斯洛·科尔岑斯卡，就是她将要嫁的男人。这个人曾经见过索菲亚的照片，被她的美貌所打动，于是告诉她父亲：“如果你让她回来，我就娶她。今后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但后来的情况并非如此。战争爆发了，索菲亚的丈夫因饥饿而死，给她留下3个孩子。战后，我们收到她的一封来信，得知她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母亲一直在设法帮助她。给索菲亚把衣服打包成了我家的习惯，但那些包裹常常寄不到，而一旦她收到了，就会写信告诉我们，她是非常开心的。
有一年，我们收到一张复活节卡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用工工整整的笔迹写道，“就是在美国与你们一家在一起的时候。这里的情况很糟。”
我一个月前写信给索菲亚，告诉她我要去波兰。我告诉她我到达克拉科夫的时间以及我住的宾馆，但没有回音。难道她已经去世了吗?我疑惑。
安迪从来没去过塔尔努夫。他把车停在一个出租车站点，有好几个出租车司机站在那里。他一遍遍重复着我们要找的街道的名字，接下来就是一长串波兰语的对话。
车子又在窄小的街道上迂回开动了。我们路过一个露天市场，小贩们在卖大把大把的鲜花。我让安迪把车停下来，给索菲亚挑了一束红黄两色的大丽花。安迪不停地向人打听索菲亚，但没有人认识她。时间已是午后，还有不到7个小时我们一行就要离开波兰，乘夜间火车去布达佩斯。看来是没希望了。
最后，我们在一个僻静的街上问了一位老人。沿着他给我们指的方向——看，原来，索菲亚的房子几乎就在我们眼前了。
那是一座砖房，上面爬满了常春藤，低矮的篱笆围着小小的前院，蔷薇盘绕在门廊上。“你可一定要进去啊，”我告诉安迪，“你不在，我可是什么也听不懂。”我们走上前，敲了敲门。一个个头矮小、身材丰满、一头白发的女人打开了门。她看起来太年轻了，不可能是索菲亚。“我找索菲亚·科尔岑斯卡。”我说。
她兴奋得双颊飞红。“你是艾蒂吗?”她问道，同时一步跨到外面砖铺的小路上。
“是的。”我说。一阵突然而又强烈的如释重负之感袭上我的心头。
“噢!”她紧紧地搂着我转了一小圈，“索菲亚正等着你。”
原来，这个女人是索菲亚的儿媳。她领着我们穿过院子来到另一个门前。一个体态瘦小、系着围裙、年龄已经超出我的想象的老妇人站在门里面。“是索菲亚吗?”我问道。
“70年了，70年了!”她泪流满面，紧紧地抓住我，趴在我的肩上泣不成声。
他们为我的来访做了准备。装着甜点的托盘和盛着三明治的盘子摆满了长长的餐桌。我向他们介绍了安迪，并通过他开始了交谈。索菲亚的家看起来很舒适，但显得贫穷。他们没有车，没有电话，没有热水供应，连最简单的室内卫生间也没有，但房间被装饰得很好。一堵墙边放着两个架子，上面摆着几本书。在较低的那个架子正中央，在一面镜子前的显要处，摆放着一对水晶花瓶。
索菲亚坐在我的旁边，用英语结结巴巴地给我讲述她悲惨的一生。她对我谈起战争，告诉我她丈夫是如何死的，他们怎样差一点被遣送到西伯利亚，还说起希特勒和斯大林。当说到她的妹妹、妹夫和他们的孩子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候，她忍不住哭出声来。她还有一个儿子，由于受到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所造成的核辐射的影响，在3年前去世了。
离别是很艰难的。我把鲜花和我母亲的小礼物送给她——扇贝形状的粉红色肥皂和一些香味独特的洗发液。母亲还在一个信封里装了一些钱，并在信封上写着：“给我亲爱的索菲亚。”当我好不容易能够起身离去的时候，索菲亚双手捂住眼睛，站了起来，紧紧地将我搂住。
我已经从屋里走了出来，这时，她叫道：“等一下!”并且示意我回去。慢慢地，她取下一个花瓶。这是一个沙漏状、做工精巧、边缘已经磨得失去光泽的水晶花瓶。“带给多蒂。”
“不。”我说。这是她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
“拿着，”索菲亚说，“带给多蒂。”
回国之后，我去看望母亲。我拿出我拍的索菲亚和她家人的照片让母亲看，同时把那只水晶花瓶交给她。母亲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花瓶，禁不住潸然泪下。
如今母亲和索菲亚都已是风烛残年，身体虚弱。母亲今年77岁，索菲亚98岁。虽然她们天各一方，但感情的纽带一直把她们紧紧相连。我想，对于这样一种爱，任何语言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