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黄色的裤子，咖啡色的条绒夹克，戴着手套的双手就像插在口袋了。戴着棒球帽，脚下是永远不沾地的皮鞋。”这是史铁生延续多年的招牌打扮。在老朋友老邻居王耀平眼里，这代表“铁哥”的文学青年范儿。

　　这一次，史铁生仍穿着这些，平躺在朝阳医院的临时手推板床上，呼吸渐渐微弱。下午，史铁生做完例行透析，回家后突发脑溢血。

　　晚上九点多，老朋友、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及介入放射诊断治疗中心主任凌锋赶来，轻轻翻开史铁生的眼皮，发现瞳孔已经渐渐放大。凌锋感叹：“他的角膜真亮啊！”

　　史夫人陈希米签了停止治疗的同意书，还要签一叠器官捐献同意书。病了几十年的史铁生，想死后切开腰椎，看看那里到底出过什么事。

　　陈希米问凌锋，他这脊髓和脑有研究价值吗？凌锋说：太有了。还有那亮亮的角膜，凌锋问能捐吗？陈希米忙点头：“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史铁生讲过，把能用的器官都捐了。

　　天津红十字会的人赶来，他们协调整个华北地区的人体器官捐献。凌锋说，2010年，这么大的华北地区，只有5个人捐过，史铁生是第5个。

　　史铁生昏迷着，身子因脑溢血微微颤动。陈希米扶着他的头，像平常在家里一样，淡淡地说：“没事了”，“你别动。”旁边懂医的人劝她：别弄了，他没有意识了。陈希米没听到一样，继续扶着说。

　　过一会儿，她起身去旁边病房办捐献器官手续。刚一走，史铁生全身挣扎，心电图立刻乱了。朋友何东赶紧去找陈希米，她回来一弄，好了。再去，史铁生又闹。最后只好把手续拿到病床旁边办，史铁生安安静静了。

　　“这事情，你医学能解释吗？他俩之间，肯定有一个灵魂交流的世界。”何东说。

　　2010年12月31日3时46分，史铁生在武警总医院停止了心跳呼吸，表情轻柔而安祥，“像睡着了一样”。还有4天，他就60岁了。

　　所有医护人员走向他，三鞠躬。

　　开始肝脏移植手术，肝脏被飞驰运往天津。

　　9个小时后，史铁生的肝脏在另一人的身体里苏醒。

　　没有太阳的角落

　　史家这一辈的男性名字中都有一个“铁”字。因为史铁生的第一位堂兄出生时，有位粗通阴阳的亲戚算得这一年五行缺铁。

　　堂兄弟们都健康平安，只有史铁生终究还是缺铁，“每日口服针注”。他有点庆幸父母在“铁”后选择了“生”字，也许不经意，却“像是我屡病不死的保佑”。

　　18岁时，史铁生从清华附中毕业，去陕北插队。这个家庭出身不红不黑的少年，看着大家都去，有些兴奋地以为这是一次壮大的旅游或探险。若干年后他说：“那是对个人选择的强制，……是一次信仰的灾难。”

　　干3个月农活后，他因腰腿疼痛回北京治疗。两个月没诊断出大毛病，也不疼了，于是又去陕北。队里照顾他，安排给他喂牛的活儿。

　　放牛不算重活，但因耗时而辛苦。有时候，史铁生帮村民漆画箱子，换人家去帮他放牛，还能换一顿杂面吃。渐渐有人拿他画的箱子去集市上出售，队干部认为这助长资本主义倾向，不让史铁生再画了。

　　1971年夏末，一次放牛遇到暴雨冰雹，史铁生再次病倒，高烧，腰腿一天比一天疼。同去插队的校友老李记得，此时的史铁生脾气火爆，远不像后来那样淡然，他跟医生大吼：你不治好我，我拿菜刀劈了你。三十多年后，老李再回插队的地方，那医生已经不记得史铁生的长相，却还记得这句狠话。

　　史铁生又一次回到北京，自己一步一步走进友谊医院。一年多后，离开医院时，下肢彻底瘫痪，只能由爸爸用轮椅推着回家。此时，他21岁。

　　他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瘤”，大夫说是肿瘤就比较好办；一个是“死”，他想不是肿瘤就死了吧，也比坐轮椅好。有人劝他：要乐观些，你看生活多么美好。他心里说：玩儿去吧，病又没得在你身上，你有什么不乐观的？

　　史铁生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会突然砸碎面前的玻璃，或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墙壁。他在地坛的老墙下，双手合十，祈求神明。古园寂静，神明不为所动。

　　老李记得，从发病到截瘫，史铁生自杀过3次，因电灯短路而活了下来。

　　1974年，史铁生拿出当年画箱子的本事，在街道工厂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在木箱或鸭蛋上画仕女，有时候是山水，卖给外国人。没有公费医疗和劳保，他只是摇着轮椅拐进少为人知的小巷，和大爷大妈们一起挣些糊口钱，每月15元，一干就是7年。

　　纸笔碰撞开一条路

　　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