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分诊台前，一张绿色的海报异常醒目。在这张一人高的海报上，印着“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几个大字，让人走进感染科的大门一眼就看得到。

　　不过，这张吸引眼球的海报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宣传效果。2011年的第二天一早，挂着吊瓶的病人们已经塞满了病床。

　　“假期过去了又要赶着上班，没办法请假的。输液好得快一些。”一个女孩说。因为挂吊瓶的病人太多，她被“挤”到了病房外的走廊上。

　　看着科室里“吊瓶林立”的景象，值班医生杨霞充满了无奈。“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小科室，一天至少要输60瓶。”杨霞说，“我们也会建议病人不用输液，可很多时候实在是劝不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2004年全球发生的160亿次注射中，中国发生了50亿次，是世界最大的“注射大国”。在近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联组会议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也表示，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平均到13亿人口，这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里挂了8个吊瓶，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平均水平。

　　只要消化吸收方面没有问题，口服药和输液的效果是相当的

　　1831年，当英国医生托马斯·拉塔第一次尝试着用输血的工具给一位病人输入盐水溶液的时候，这一实验性的治疗方式是为了挽救一位濒死的霍乱病人。直到今天，静脉注射技术不断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两个星期不用取下针头的套管针。但在西方国家，输液一直是医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的“最后的给药方式”。通常来说，只有急救患者、重症患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才会采用静脉注射这种开放人体静脉通道风险较高的方式。

　　但是在中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高燕面临这样的尴尬。“不管是上班的、上学的，还是上了年纪家人陪着来的，很多人一进门就要求打点滴，如果医生不同意还会拍桌子。”这位主任医师努力模仿着这些病人愤怒的语气，“我都这么难受了，发烧的温度这么高，你们医生一点都不同情我！”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输液最大的好处就是“好得快”，甚至一些医生也会做出这样的解释。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认为，这种说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因为静脉注射药物能被完全吸收，药效也比较快，十几秒钟就能让血液中的药物浓度达到有效范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一种错觉或心理作用，”方舟子说，“感冒打点滴就属于此类。”

　　杨霞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为了证明输液与口服药物的治疗速度“势均力敌”，她随手从文件夹里拿出了几种常见药物的说明。其中，常用于消炎的抗生素莫西沙星的说明书中介绍，莫西沙星口服后“迅速、几乎被完全吸收”，绝对生物利用度总计约91%；另一种抗菌消炎药头孢克洛的说明里也写明，药物代谢动力学证明，该药品口服后“吸收良好”。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吃药不管用，来医院挂个吊瓶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杨霞说。她解释说，任何药品都有自己的代谢规律，口服药一定要按照包装说明按时、按量服用，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很多人在家常常会忘了吃药，在医院输液就会老老实实地按时按量，结果就产生了误解，觉得“输液才好得快”。

　　她还记得一位急性子的感冒病人，吃了一天药发现没好，就赶来医院，坚持要输液。最后在自己的劝说下，再等了一天就痊愈了。

　　“任何病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痊愈周期。”杨霞说，“其实，只要消化吸收方面没有问题，口服药和输液的效果是相当的。”

　　在效果相当的情况下，口服药品与注射治疗相比还有一条更加现实的优势，那就是低廉的价格。高燕举例说，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药片，价格是12元，可以吃3天；而同样的药品，静脉注射一天的花费超过100元，3天下来需要近400元，相当于口服药物的30倍。

　　用输液来治疗感冒发烧，不仅浪费而且有风险

　　静脉注射在感冒发烧等“战场”上，常常被称为“大炮打蚊子”，不仅浪费，而且还有隐藏的风险，可能造成额外的“伤亡”。

　　“从我们医学上来讲，静脉注射是一种侵入性、有创伤性的给药方式。”高燕介绍说，“它也可能引起很多的不良反应。”

　　在药物治疗中，不同的药品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副作用。当人们使用口服的药片、胶囊的时候，药物通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这个过程相对比较缓慢，造成的不良反应也相对比较轻。一些可能引起过敏的杂质可能在消化道里就被分解掉了。

　　当人们使用静脉注射的方式时，药物就能够通过针管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又快又猛”地造成发烧、皮炎、皮疹等不良反应，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休克或者死亡。

　　“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非常深刻。”高燕说。

　　另一些风险潜藏在操作环节。如果输液器具在生产和储藏过程中受到污染，或者输液部位的皮肤没有经过完全消毒，输液的过程还会成为一道桥梁，让病毒、病菌能够轻松进入人体。最严重的时候，这可能会造成病原体随着血液扩散到全身，引发威胁生命的败血症。

　　即使完全消毒，输液依然存在着其他风险：如果打点滴时使用的药液浓度过稀或者过浓，就可能在进入人体后，破坏体内的电解质平衡；输液速度如果过快，或者输入过多药液，还可能引发高血压、心脏衰竭和肺水肿。甚至，如果在针管的药液中混入了气泡或者血凝块，还会堵塞血管，让心脏停止跳动。

　　“我们常常说，能口服药物就不要选择输液治疗。”高燕说，“这是医学界的一种大常识。”

　　病人扎堆儿打点滴，其实是国内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

　　尽管口服药物副作用小，价格便宜，疗效又与输液基本相同，在竞争中几乎“完胜”，可回到现实，这些优势似乎被人们完全忽略了。每到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医院里总是随处可见扎着针、挂着吊瓶的病人们，有人评论说，这样的场景简直就是一片“吊瓶森林”。

　　高燕记得，自己1986年刚做医生时，打吊针并不是常见的治疗方式。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也越来越重视健康问题，有患者开始向医生要求，希望用好一点的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吊瓶林立”的景象在医院里越来越普遍。

　　方舟子在一篇文章中猜测说：“打点滴在国内的泛滥，应该有文化的因素。患者去医院看病，就想着要尽可能接受先进、彻底的治疗，而打点滴看上去要比吃药先进、彻底得多。”

　　不少人推测，经济利益也是如今中国医院里输液泛滥的重要原因。这种被称为“以药养医”的问题正推动着“吊瓶林立”的现状愈演愈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刘又宁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些医生和医疗机构很少向患者普及“感冒可以不治自愈”这种科学理念，反而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医疗，由此也加深了患者的错误认识。

　　“还有个别医生为了争业绩、拿回扣，只能拿患者‘开刀’。”刘又宁说。

　　杨霞也听病人描述过自己的就医经历：还没做血液检查，只是量了量体温，医生就直接让病人去打“三素”。这种由抗生素、激素、维生素混合在一起的静脉注射药液，退烧是很快，但“潜在危害更大”：“抗生素用法不规范，容易产生耐药性；激素更是不能随意使用。”她甚至看过一位病人在这样挂了一次吊瓶之后，出了一身的疹子。

　　另一方面，杨霞常常为了说服病人放弃输液、选择吃药而大费口舌。“大部分病人会尊重医生的意见，不过实在太坚持的，我们也会妥协。”杨霞说，“你也知道，现在这种医疗环境，我们还是会听病人的。”

　　“病人在医院里扎堆儿打点滴，其实是国内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方舟子说。

　　如今，“吊瓶大国”的现状还在继续。1月2日，就在那块“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的大海报前，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终于挂上了吊瓶。她觉得这样“安心了许多”。